厚厚的一冊《白蕉詩詞集》（王浩州編），新年的第一個任務日就呈現在我的辦公桌上，真是令人欣喜。特殊讓我興奮的是，讀到了有關兩位帖學巨頭沈尹默和白蕉主要的來往信息——看頒發于1947年5月15至16日《茸報》的題為《沈尹默》的兩首七言盡句后，白蕉有注：前偕鹓雛師長教師過沈寓廬，尹默師長教師自道其學書甘苦，有漢學家精力。論“善書者不擇筆”一語向為書家所聚訟，實在那時言善書者本不指書家，其言甚通，舞蹈場地後人所交流未發。鹓雛師長教師笑言：“此壯我氣。”

鹓雛師長教師，即姚鹓雛。姚長白蕉十五歲，頗有詩名。四五十年月白蕉與其有良多通訊，時常呈寄詩詞新作求正于姚鹓雛。1947年2月18日，白蕉在給姚鹓雛的信中寫道：“尹默師長教師頃在京（指南京）抑在申？冀得承教，懇公為介耳。”

說起來，姚鹓雛和沈尹默都是南社社員（白蕉是南社留念會會員）。姚鹓雛與沈尹默在抗戰時代都內遷進蜀。白蕉盼望向沈尹默就教，姚鹓雛天然要成全其事。收信后不久，便陪伴白蕉造訪了沈尹默。

年紀差了兩輪的兩位帖學大師相會于虹口，這可以說是一件年夜事。他們談了什么？白蕉的注里簡略地表露了。一年后白蕉的老友謝啼紅在一篇文章中則有較為具體的記載。那日沈尹默談道：“早歲遍學古今各家信，極慮專精，無間冷暑，無忝前人池水盡墨、退筆成冢之說。惟選帖不限晉唐，即宋元以后二三流書家之作，亦不吝勤摹至數十通云。”白蕉“那時雖唯唯，然退后語余（謝啼紅）交流，謂尹老自喜博，我自喜專。其說法誠有是處，其力學精力尤不成幾及，然人各有志，不克不及強之茍同也”。看來白蕉那時雖則“不響”，卻也自有其主意；而開朗的沈尹默也決然不會“強之茍同”的。

幾年后在給陳毅市長的一封信中，沈尹默這般“點贊”白蕉：“白君自以魏晉為中國書法之最。眼界既高，天賦亦足以負之，下教學場地筆若有神助，恍若右軍再生，故能傲視一切。近之書法名者，鮮能與之并肩，手眼俱不克不及及。”是以風聞中的沈白“和睦”，生怕未必靠譜。

字數多達65萬字、可謂巨著的《沈尹默年譜》，卻掉收了沈尹默、白蕉初度會見的主要事務，可謂鴨蛋雖密也有縫，這也是年譜之類著作所不免的吧！

在中國傳統倫理品德系統里，“孝”無疑占據著要害位置。中國自古以來便有“孝悌為仁之本”“百善孝為先”等經典表述。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孝悌行于家，則仁恩可推于外，這成為千百年來中國人秉持的基礎倫理信心。“孝”作為中國傳統文明的基礎之一，我們理應深刻透闢地清楚其汗青演化過程。

原始的孝不雅念

甲骨文“孝”字反應了商人的孝不雅念。我們翻閱商代文獻，對于其孝不雅念會有一個年夜致的清楚。《尚書·太甲上》云：“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高低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年夜命，撫綏萬方。”《尚書·太甲中》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等等。從這些資料來看，在殷商人的心目中，逝往的先祖并沒有釀成虛無，而是在冥冥之中凝視著后人，故而對祖先的孝是必定要放在第一位的。由“奉先思孝”一語可知，商人的孝重要指事奉祖先，而非貢獻活著大哥的怙恃。這種“追孝”不是殷商人專有的發現，而是一種自遠古傳播上去的事神傳統。孔子曾說：“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努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可見夏代就是把貢獻鬼神放在極端主要地位的。對活著怙恃的孝要讓位于對先祖鬼神的孝，這是重視鬼神的時期通行的事理。由此可見，夏商的孝不雅念，屬于神本文明的范疇。

商人這般貢獻鬼神，當然是信任鬼神能給他們以福佑。《尚書·西伯戡黎》記錄商王紂在西伯戡黎的時辰還有備無患，說“我生不有命在天”，認為鬼神可以保佑他山河牢固。但是，周武王部隊的征討和奴隸的倒戈徹底破壞了他的好夢，鬼神并沒有保佑他永享君王之樂。這個改朝換代的宏大變更從最基礎上搖動了眾人對鬼神的崇奉，人本文明代替神本文明成為一種汗青的必定。

孝不雅念的轉型

周人的文明較早地從神本轉向了人本。《尚書·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平易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天主，帝休，天乃年夜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平易近”。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周文王時代周人曾經重視實際生涯著的人了。文王能修明本身的德性，慎用科交流罰，周恤窮平易近，不輕侮鰥寡，任用該任用的人，尊重該尊重的人，處分該處分的人，明顯此道于平易近，這恰是他獲得上天歡心、享有全國的本錢。周人還不敢完整拋開上天，而是經由過程敬德、務虛而博取上天的歡心。這闡明周初的政治家們不像殷人那樣把任務的重點放在鬼神身上，而是放在實際的人身上。是以，從文明的意義上說，周對殷商的成功可以說是進步前輩文明的成功。

聯合孝不雅念，我們也可以看到如許一個史實：周人把孝從貢獻鬼神轉為貢獻活著怙恃了。《尚書·康誥》云：“元惡年夜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年夜傷厥考心；于父不克不及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聚會場地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年夜不友于弟。惟吊茲，不于我政人獲咎，天惟與我平易近彝年夜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經·蓼莪》云：“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怙恃，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怙恃，生我勞瘁。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平易近之生，不如逝世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進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收支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顯然，周人論孝其留意力是在實際的怙恃身上。孝不雅念產生這般年夜的轉變，在這場文明變更中，周朝的圣人周公旦已經制禮作樂，把如許的一種文明給軌制化了。

孔子固然是“殷人”，但對于周公所作的周禮年夜加贊賞：“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甚至把可否夢到周公作為本身身材能否依然安康的尺度。孔子這等明哲之人，其活著時就遭到“天縱之將圣”的贊譽。他這般崇敬周公，實質上是對一種文明及其創作發明者的崇敬。

善事怙恃為孝

孔子及其儒家學派繼續并光年夜了重視人事、人本的周文明，這在孔子的一些群情中可以明白地看到。《論語·進步前輩》云：“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前所述，事鬼天然與夏商時代所推重的孝有關，孔子把事人放在事鬼之上，顯然是對周初所提倡的人本文明的孝不雅念的保持。儒家后學順此道前行，并把它不竭細化。《禮記》中關于若何貢獻怙恃的禮節給人們規則了善事怙恃的尺度。

在中國最陳舊的辭書《爾雅》中，“孝”字的界說是“善事怙恃為孝”。這必定義，可謂極精練，因其極端精練故而可說明的余地很年夜，所以一向續用到明天。《辭海》對“孝”的說明是“善事怙恃”，簡直與《爾雅》的說明完整一樣。

“孝”字的這一界定要義有三：一是就行動主體說，特指後代，非後代之行不得稱“孝”。二是就行動的性質說，是“善”或“善事”。後代的所作所為應當是很好的、不遺餘力的，本身感到好且他人也以為好的行動，才稱得上孝。三是就行動的對象說，善待或善事的對象只能是怙恃，且應當重要是指活著的怙恃；善待怙恃以外的其別人再好，也不得用“孝”字稱之。從《爾雅》成書的時期起直到明天，在國人心目中，“孝”字就是這么說明的。

《說文解字》云：“孝，善事怙恃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這給我們展現了《爾雅》中未說到的內在的事務，即，“孝”是個會心字，上半是老字的省寫，下半是子，意思是子能承扶、累贅大哥的怙恃。是以，“孝”字的轉義無論在《爾雅》中仍是在《說文解字》中都被界定為“善事怙恃者”。顯然，這一界定有著實際主義的人本意義。

到了漢代，“孝”字的轉義被衝破，孝的范疇進一個步驟擴大至泛指善事任何年紀段的怙恃，甚至擴大至善事怙恃的象征物。善事怙恃進而釀成以順為善，父權的最年夜化獲得了孝文明強無力的保證。人們耳熟能詳的“二十四孝”中“黃噴鼻溫席”“王祥臥冰求鯉”的故事，把孝的任務給到了順其自然的孩童身上。儒家及其跟隨者的盡力，使得社會倫理成為以孝為基礎的倫理會議室出租，使中國的孝文明成為一種地隧道道的、佈滿實際關心的世俗文明，并有用感化于政治倫理。

從家庭倫理到政治倫理的“孝”

年齡時代的儒家學派把孝文明成長舞蹈教室到一個岑嶺。孔子及其門生把孝悌作為“仁”的最基礎。《論語·學而》云：“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欠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正人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則把與孝相干的“父子有親”作為“五倫”之首，列于“君臣有義”之前。秦漢之際的《孝經》則把一切美德十足置于孝德之下，以為孝是包含忠于君主在內的一切品德的基石。此后，孝真正被確立為中國傳統品德中的“元德”。

《孝經·廣立名》云：“正人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禮記·年夜學》也誇大“齊家”是治國、平全國的基本。這給漢代履行“以孝治全國”供給了實際依據。漢履行“舉孝廉”，具有了孝的德性和名聲即可被推薦出來仕進。這一政治軌制的履行，使孝備受器重。在如許的情勢之下，孝成為世俗品德和文明的最高尺度。

孝之所以成為傳統品德的“元德”、中國文明的基石，重要有三個方面的緣由：其一，怙恃與後代之間的自然親情。人難道怙恃所生所養，怙恃慈祥後代，後代親愛怙恃是一種自然的感情。因人際的第一親情以及人道之中必有的事理而立孝之倫理，人人都愿意接收。其二，人的文明尋根認識。《禮記》說：“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們皆有報本返始、不忘其所自出的文明認識，這種文明認識與人皆從先祖、怙恃所出的客不雅現實聯合在一路，孝成為最受推重的美德也就是很天然的了。《孝經》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恰是反應了人們重根的文明認識取向。其三，保護傳統社會次序的客不雅需求。任何倫理品德都是特定社會的產品。在現代天然經濟的前提下，家國同構，家庭是社會的基礎細胞，國度則是家庭的擴展。要維系社會次序，就必需起首維系好家庭的次序。在一切的倫理和品德之中，孝剛好最能完成這個效能。由此，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孝，不只僅屬于家庭倫理，也必定成為一種政治倫理。在家盡孝、為國效忠，也就成為中華平易近族汗青最長久、影瑜伽場地響最深遠的傳統。

我涉足胡適研討，始于1997年，得緣于擬投考耿云志師長教師博士生之一念。這年5月，我第一次來北京東廠胡統一號拜見耿師長教師，師長教師批准我報考，并允我抄走其論著目次。在其后讀胡適、讀耿著的經過歷程中立定了學術路向：胡適研討。考博掉敗后，我即謀食于京華某軍事學院，但“胡適”仍然是研討主業。2002年，拙編《胡適紅學年譜》殺青，向耿師長教師求序，再度與師長教師樹立聯絡接觸。2004年4月17日，我又來耿府請教，耿師長教師忽然問我：想不想來近代史所任務？我說：太想了。想現在甚至不敢來這最高近代史研討機構求職，今得此機緣，歸去后即著手打點“改行”事宜。

2005年8月31日，我進職近代史所。這十九年從耿師長教師受教之多，盡不亞于諸“明日門”門生。我受教的方法，不是在講堂上，而是在餐桌上，旅途中，以及一些文件的草擬、定稿經過歷程中。當然，耿師長教師也會幫我改文章。經常，師長教師閑聊中的一句話，我即受啟示，有所感悟。記得多年前往金華閉會，師長教師在閑聊時特殊贊佩梁漱溟評價胡適的“淺而明”三字，說梁氏捉住了胡適著作的特色。在某次教員節聚宴中，耿師說研討汗青人物，必定要特殊追蹤關心該人物的尋求。每聽到這些結論，老是高興的。2005年后的十多年，胡適研討會的日常事務（舉行研究會、座談會，以及編印《胡適研討通信》這項慣例任務），都是在耿師領導下我來落實詳細任務。這些任務普通是如許停止的：耿師提出假想后我草擬有關文件，然后請師長教師核定。對我的初稿，師長教師略改幾個字，或將次序稍作調劑，文件的高度就上往了。是以，我會細心琢磨這些“初稿”、“刊定稿”的異同。2019年夏，我陪師長教師往青島，高鐵上談到正做最后定稿的《胡適年譜長編》，師長教師說：有關之資料，可不進；書前不要有《胡適傳論》。我到飯店后的第一事，就是將這兩筆記在筆記本上，并記道：“第一條，予之啟示是，資料必定要精練，亦即耿師幾回再三誇大之‘剪裁’，譜主自己的資料要精練，相干史料更要精練。第二條，擬置《胡適傳論》于書首的設法，系受來新夏師長教師影響，但耿師以為，《傳論》、年譜放在一路不和諧，決舍《傳論》。”

《胡適年譜長編》“1891年”筆記之一頁，1999年開端做此筆記時髦無小我電腦

2005年，耿云志師長教師（前排右三）開辦中國近代思惟研討中間，任理事長，這是創建匯合影

我最夙起意為胡適作年譜，是在1999年。所以在涉足這一範疇剛兩年就預備做此事，重要是我那時就果斷地以為：好像研討汗青事務要先從編長編開端一樣，研討汗青人物，必需從撰該人年譜開端。近代第一流學者，不乏從編撰年譜進門者。如，錢穆之舞蹈教室被學界承認，系基于其成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吳晗涉足明史研討，始于其作《胡應麟年譜》；鄧廣銘研討宋史，始于其作《辛棄疾年譜》。此外，我還以為，但凡對人類汗青發生過影響，尤其是發生嚴重影響的人物，都應有翔實的年譜。總之，從那時起，我即認定：古代年譜于史學極端主要。

我撰此譜，力求對能見到的胡適資料做一結賬式收拾，同時擴大新資料。在博采窮搜的基本上，資料確切年夜年夜擴大了。而排比、考據這些資料，需求對新舊資料反復品味、咂摸，故對胡適和他四周的人與事的懂得亦日見深入。這些懂得，需求還有專文、專書從事。此外，對年譜撰著，亦有新設法。前作《對年譜、年譜編撰的新思慮》一文，便是編撰此譜時所思、所想之結晶。

收獲是令人欣喜的，但此中一些“花絮”也頗值得一記。

在立意作《胡適年譜長編》之初，我即立下決計：不申報課題。因課題均有時限，不克不及如期完成的話，將會很棘手——就不緊不慢地自在做吧。到了2017年上半年，此書初稿範圍粗具，乃開端策劃出書。那時卻頗犯愁：四、五百萬字的篇幅，假如沒有出書贊助，會有出書社採取嗎？這年6月，我到浙江年夜學開一個研究會，會間與幾位出書界的伴侶商酌此事。吳超師長教師提出：可以申報國度出書基金。申報這種贊助，需求至多百分之六十的成稿量，這本不是題目，但既是申報，無論《申報書》仍是書稿，都應細心預備，像個樣子才好。于是，我向吳師長教師表現：本年太倉促了，來歲（2018年）再申報。國度出書基金重要是經由過程出書社申報，是以仍是要先聯絡接觸出書社。在這一經過歷程中，有一事頗令我不測：不少出書社對這個年夜部頭表現了濃重的愛好。北京某龍頭出書社甚至表現：即使沒有出書贊助，也會賜與頗為豐富的版稅；上海的某出書社也幾次來德律風商洽（后來，我對這些伴侶是心胸歉疚的）。而最后斷定與湖北國民出書社一起配合，基于三個來由。除吳超師長教師大力推舉和出書社立場積極外，最主要的一個來由，是該社2007年出書過拙著《丁文江圖傳》，印象頗佳。《丁文江圖傳》是鄒桂芬密斯等謀劃的一套叢書的一種，義務編纂是易簡師長教師。鄒、易二人充足尊敬作者的傑出印象，一向留在我心間，于是當友人推舉時，就預備與該社“第二次握手”，懷著滿滿的熱忱。

申報國度出書基金的資料于2018年六、七月間完成并提交。半年后的2019年1月30日，我回籍省視雙親，出了高鐵站剛坐上car ，即獲得兩三個德律風：國度出書基金經由過程并公示了。這瑜伽場地令我深感欣幸。

出書合同簽署于2019年6月，我隨即收回第一卷書稿。那時兩邊商定：以第一卷為例，約定一個整套書的“則例”，統合所有的書稿，以便作者、編纂配合遵守。社方組織了一個由幾位編纂室主任和資深編纂構成的小組，兩周后發還一個關于編製方面的“反應”。對此，我頗認同。于是，就照此看法對全部書稿（包含早前已收回的幾卷）做一個修訂，每改好一卷就收回一卷。如2019年9月10日，社方項目擔任人給我的收到條說：“9月10日收到書稿第四部門，1930-1936，字數406599。”但因篇幅過年夜，修訂起來頗為費時。到2020年1月中旬，全書只剩最后兩卷待修訂。我預計春節假期完成這兩卷，在庚子年正月初八“開會議室出租工”時收回。這時代，我在2019年8月27-29日曾到訪出書社，名義是餐與加入“國度出書基金項目《胡適年譜長編》開題”典禮，現實更是為下一個步驟的編校任務而來。8月20日我致函社方項目擔任人說：

我此次到貴處，除餐與加入阿誰主要會議申述拙書的特色、長處之外，有幾點仍是極主要的：

一，和各卷編纂碰頭，就編校任務深刻、普遍溝通。

二，和擔任彙集藍本的助理編纂溝通。

三，和英文編纂溝通。

四，更要與您當面溝通詳細事宜。

這些任務均系火燒眉毛之事，因我們的書曾經進進編校的要害階段。您說，擔任第一卷的資深編纂盼望看完校樣后再和我面談，這恰是行家話，由於只要就題目談題目才有興趣義。

不外，行將成行時，卻產生了一點小不測。原來出書社幫我訂的是8月27日的東航MU2452航班，但前一晚卻接到航空公司告訴：航班撤消了。于是，又當即改買高鐵票。但我不主意大舉宣傳此次運動（包含之前的獲國度出書基金贊助，2021年被歸入國度十四五重點計劃圖書），只由出書社在官網發布一個簡訊，這簡訊和社方在2019年1月獲批國度出書基金贊助發布后的簡訊年夜同小異，焦點內在的事務都出自我的申報資料，都提到：

《胡適年譜長編》力求周全反應胡適的生平、思惟、學問、工作、交游及影響等方方面面，以期知胡適其人，兼論胡適之世。項目援用胡適師長教師各學術範疇的代表性著作和小我資料，包含著作、個人空間手札、日誌等，公私檔案、私家記敘、報刊雜志的有關資料。對胡適文獻中不克不及斷定寫作年份的篇目做了扎實的考據任務，以包管威望性；對已刊胡適列傳、著作中的錯訛，亦逐一修訂之。力求表現當下國內外胡適研討程度，并進而施展將來胡適研討必須具備參考書之效能，在年譜撰著編製上亦力圖有所立異。

我所以不愿意大舉宣傳，重要是基于特殊地謹記傅斯年師長教師所說的“學術工作，不尚宣揚，持未完之任務眩之于眾……（非）燃眉之急”這一為學準繩。是以，這一任務從事快二十年的時辰，并未向外人性及。我最早向友人談及此事，是2016年。這年的1-2月，我到臺北的一所年夜學做為時兩個月的“拜訪學人”。1月15日晚，陳宏正師長教師約我在敦化南路誠品書店茶敘，我談到本身正做《胡適年譜長編》。我反復吩咐陳師長教師：此事雖從事多年，但尚未最后定稿，萬萬不要傳出往。陳師長教師聽到此訊，甚高興，也很激勵我。但他忘卻了我的吩咐，很快將這一信息告知了兩岸的“胡圈”伴侶。于是，就收到良多來自臺北、北京的德律風問詢。一位熟悉了二十年的北京熟人還在2017年4月提出和我一起配合此書。

話題再從頭回到2020年1月。1月16日，我致電出書社的項目擔任人，講明這是春節前最后一個德律風了，不談任務，只慶祝新年。無法，“天有意外風云”……這之后的兩三個月，和社方聯絡接觸，重要是問候、鼓勁，也不談任務。3月23日，我致函社方項目擔任人，第一次談及書稿：

目睹武漢的沾染病例，持續幾日都是零，甚為欣喜。……（這里）慰勞、問候之外，還要給何處的伴侶，給您打打氣，加倍珍重性命，愛護生涯！

不了解您何處開工了嗎？假如開工了，就請告訴我。由於最后二部門稿件，早已弄好，我當發上。

湖北國民出書社似乎是6月份才停工的。這時，大批的任務積存要趕工，再加上新的急切的出書義務，就影響到了本書的進度。對此，我是懂得并接收的，由於既是一起配合，就是一個“配合體”，要充足諒解對方難處，遇坎時配合應對，不克不及凡事都以“本身”為動身點，而涓滴掉臂及對方。不外，我心里也清楚：無論若何，《胡適年譜長編》在2020年是出書不了的。

本書的“三審三校”完成于2021年8月上旬。下旬，出書社開端實行出書中的需要申報流程。2022年1月起，又對書稿做最后一次統合性年夜補葺。這一任務本擬兩個月內完成，但現實是整整連續三個月。這時代，任務緊湊而無任何耽誤——其實是作者和編纂都不想放過任何一個字。這之前的幾個校次亦如是。整部書稿普通是同時任務，我起首要包管每卷編纂都能實時獲得需求的材料，所提疑問也能實時獲得回應版主。好比，供給藍本階段（年譜之引文供查對的藍本均由作者供給），我起首將每卷最前半年的藍本供給出往，然后再漸次彌補后續的。如許，就能包管每卷都可同時任務了。而每次收到校樣，也必實時處置、反應。這五年來的校樣，摞在一路，已跨越兩米。在最嚴重之時，經常起床后即泡上咖啡，趴在校樣上任務。我有時想，這套書，是用咖啡和茶“泡”出來的！

2019-2024年關日與校樣相伴

本書所歷波折、艱苦其實太多，由此而發生的苦悶、焦憂也其實太多，這盡非這支拙筆所能盡述。盡管這般，卻也無悔無怨——做本身愛好做的事，其實是一種幸福。人生，不如意才是常態。不如意，太多的不如意，才更會讓人發生銘肌鏤骨，回腸蕩氣的體驗！如許的體驗增多了，人生立場也會隨之得以升華。是以，當這套性命之書排印之際，我沒有狂喜，更多的倒是平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是多么高遠的人生境界！對本身而言，這永遠是個目的，可是，創作和出書此書的經過歷程，倒是朝著這個目的在修煉。這是《胡適年譜長編》賜給我的另一種人生收獲。

《后記》似乎還有一個不克不及少的內在的事務，就是“稱謝”。但這里，我不想逐一列知名字，由於二十五年來應當感激的師友、親人其實太多了。對給我激勵、輔助、追蹤關心的列位友人，我將永銘在心。

最后，真摯寄看親愛的讀者：請賜與批駁和斧正。

2024年4月29日

宋廣波著，湖北國民出書社，2024年5月

宋代飲食物類豐盛，烹調身手復雜。即便在冬日，人們的生涯節拍加快了，戶外運動削減了，可對飲食的熱忱照舊不減。《東京夢華錄》里有一篇《州橋夜市交流》，記錄了冬日汴京州橋以南的夜宵售賣：“冬月，盤兔、旋炙豬皮肉、野鴨肉、滴酥、水晶鲙、煎夾子、豬臟之類，直至龍津橋須頭腦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所謂旋炙，就是現烤現賣；滴酥是一種含有牛奶和蜂蜜、蔗糖的小甜點，明天開封還有；水晶鲙就是魚凍，加醋食用；煎夾子是油煎的餡餅；須頭腦肉或認為是涮肉，或認為是豬頭肉、羊頭肉，未有定論。

我們之所以清楚這些宋代飲食，重要靠的是現代文獻記錄。此前，有關《東京夢華錄》和《山家清供》之類的筆記已有諸多研討。這里，想重點聊下宋代文章中關于食材、食品與飲食實行運動的豐盛內在的事務，以及宋人的飲食不雅念和飲食美學。

對食材和食品的記錄

宋代文章，眾體兼備。在書寫飲食對象時，賦是最常用的體裁。

中國現代辭賦中的飲食書寫始于《楚辭》的《招魂》《年夜招》兩篇；魏晉南北朝時代呈現了更多的飲食賦，如魏曹植、王粲等都作有《酒賦》，晉張翰有《豆羹賦》、束皙有《餅賦》；唐代陳子昂的《麈尾賦》寫了珍饈鹿尾，顧況《茶賦》、陸龜蒙《杞菊賦》的書寫對象則進一個步驟詳細化；宋代用賦體書寫飲食的開始是吳淑《事類賦》中的作品，這也是宋代第一批集中寫食材、食品的飲食賦。

《事類賦》相當于用賦體寫成的一部類書，是作者供獻給宋太宗的，后來又受命加上注，成為《事類賦注》行世。全書分十三部，共一百目，每一目一篇賦，標題都是一個字，即所賦對象的稱號。《事類賦》專設《飲食部》，但僅包含《茶賦》《酒賦》兩篇。《茶賦》重要講述喫茶品茗之功能以及各類茶葉的形狀。如云：“夫其滌煩療渴，換骨輕身，茶荈之利，其功若神。”又說，喫茶品茗可以“挹此霜華，卻茲煩暑”，經由過程年夜天然的厚賜祛除實際天氣帶來的不適。《酒賦》重要回想酒的制作汗青以及與酒有關的前人業績，也客不雅講述了酒的功能，包含負面功效。

《事類賦》另設有《果部》，包含多篇瓜果共享會議室賦，有《桃賦》《李賦》《梅賦》《杏賦》《棗賦》《梨賦》《栗賦》《甘賦》《橘賦》《瓜賦》等，有些著重植物自己，也觸及其可食用的果實。又有《魚賦》《雞賦》等寫植物的，因這些植物自己可作食材，所以幾多會述及其被食用的情形和價值。

此后，宋代的飲食賦蔚為年夜不雅。固然分歧學者的統計尺度略有差別，但總數年夜約有五六十篇，梅堯臣、蘇軾、黃庭堅、張耒、楊萬里、范成年夜等有名文人都是飲食賦的作者。

宋代另一種集中書寫食材、食品的體裁是贊。嘉祐二年，宋祁擔負益州知州，拔取了幾十種本地物產為之作贊并配丹青，寫成《益部方物略記》一書。贊自己屬于韻文，篇幅非常無限，但贊序是散體文，絕對容量稍年夜。有些贊由於食材的產地特別，弁言還較具體地寫了產地。如《嘉魚贊并序》：丙穴在興州，有年夜丙小丙山，魚出石穴中。今雅州亦有之，蜀人甚珍其味，左思所謂“嘉魚出于丙穴”者。贊曰：二丙之穴，厥產嘉魚。鯉質鱒鱗，為味珍腴。

與吳淑的《事類賦》分歧，宋祁關于食材、食品的贊寫得絕對簡練明了，亦與書名中“略記”二字照應。賦的特色決議了展排的寫法，此中有大批汗青人物、典故的堆砌；宋祁之作，無論是贊序仍是贊自己，都是點到為止，翰墨簡省。

賦和贊之外，還有一種體裁值得留意，那就是假傳。假傳起始于韓愈《毛穎傳》，傳主是物不是人，但把物看成人來寫。為物立傳，自己就帶有游戲的性質。而以食材、食品為傳主的假傳，在宋代書寫飲食的文章中時有所見。蘇軾的《江瑤柱傳》寫干貝，《溫陶君傳》寫面教學條；秦不雅《清和師長教師傳》的傳主是酒，借由概況上對清和師長教師門第淵源的追溯，“風趣地先容了酒的原料、產地、釀造經過歷程、貯躲容器等”。

對烹制與功能的體察

宋代飲食文明的提高，不只表現在食材、食品豐盛上，還表示為人們對食材、食品的烹制加工日趨精緻化。如宋人對茶的講求，宋徽宗在《年夜不雅茶論序里》如許總結：“故近歲以來，采擇之精，制共享會議室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咸造其極。”

就烹茶而言，唐代的措施是把茶葉碎末放進滾水中煮，宋代則重要以滾水點沏茶膏。葉清臣已經羅列浩繁茶葉種類，然后說：“茍制非其妙，烹掉于術，雖先雷而嬴，未雨而檐，蒸焙以圖，做作以經，而泉不噴鼻，水不甘，爨之揚之，若淤若滓。”顯然，“制非其妙，烹掉于術”，那么再好的茶葉也就會成為殘餘。

宋人在烹茶經過歷程中，還常佐以花果，增添別樣的噴鼻味。依據黃庭堅在《煎茶賦》中的描寫，除了胡桃、松子、甘菊之外，還會過量參加羅漢果、銀杏、薄荷、噴鼻草、蘇桂等花果，讓茶飲別具風味。

除了茶，宋人對食品烹調經過歷程、烹調方式也有具體記敘。蘇軾有一篇《桂酒頌并序》，具體講述了他在惠州獲得桂酒的情形。這里的桂酒，并不是木樨酒，而是用肉桂所釀。蘇軾先援用《本草》說肉桂之藥用價值，“粗略皆主溫中，利肝腑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孺子，療親信冷疾，為百藥先，無所畏”；再說有蓬菖人把釀制方式授予他，“變成而玉色，噴鼻味超然，非人世物也”。他從中遭到啟示，以為釀酒的“成壞美惡”預示主人的吉兇，并將“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家教道者莫至焉”。頌詞曰：“年夜夫芝蘭士蕙蘅，桂君自力冬鮮榮。無所懾畏時靡爭，釀為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酲，輔安五神伐三彭。”

宋代文章中的飲食書寫還牽涉一個主要內在的事務，即飲食不雅念和功能。在宋詩中，詩人也經常論述本身的飲食不雅念以及某種食品飲品對身材的功效。但由于篇幅所限，論述無法充足睜開。文章在這一方面具有上風，最典範的例子是黃庭堅的《士年夜夫食時五不雅》。

作者模擬釋教規約，把正人在進食時具有的五種不雅想總結出來，以資借鑒：一是計功幾多，量彼來處；二是忖已德性，全缺應供；三是防心離過，貪等為宗；四是閒事良藥，為療形苦；五是為成道業，故受此食。年夜致誇大的是，愛護食品，對怙恃要供應，避免貪、嗔、癡，享用食品的目標在于成道業，等等。朱熹之父朱松把“五不雅”進一個步驟總結為：“知恥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

（作者為華東師范年夜學中文系傳授）

親愛的密斯，我給你寄了一些中國明信片，完整是以前從未見過的。我和一位中國藝術家自己定制的。它們很是原創，代表了中國生涯中的一些密切場景。

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一位不著名的本國人，在事前蓋有北京郵戳的明信片背面，用法語寫下這幾行字。他的書體警惕避開了繪有仙姑與孺子的畫面，心境似乎也衝動得姹紫嫣紅，迫切想分送朋友在異國異鄉的發明。在別的一張明信片上，他持續諂諛說：“告知我，您喜不愛好我寄你的這些明信片？我將會給你寄完全的一個合集。”

誰會不愛好呢？就連隔了一個多世紀以后的我，見到這本精選岀來的手繪明信片專集，異樣有“以前從未見過”的驚奇。這得感激宋琛歷經十多年的專心搜集、鑒躲、收拾，尤其是他的研討，對“手繪明信片”的前因後果，分門別類而深耕有成，一點不輸他父親汗牛充棟的字畫巨躲，換個思緒看，甚至更有“超出”。

一

中國郵政正式對外運營，確實時光在一八九七年，也就是說，手繪明信片完整是一門新科，輕如飛鴻，轉眼即逝，以美術史的目光求證，不外是阿誰年月不起眼的“邊角料”，除了多數幾位，作者甚至不成考。可是，細品之下，似乎又不那么簡略。若視整件郵品為一個象征對象，還有哪種藝類，哪個名家，在“世界性”這個準點上，集中了這般豐盛的“戲劇性”？正確的“時光”，西方的異景，他者的書寫，然后投向異域它邦，此中太多的復調，凝聚著時期、文明、地輿、繪畫、文字和私家感情，盡是寄意，現在再辨識，合著不就認證了一枚“世界”的郵戳嗎？

清二次片之回片《忘回圖》

這個“世界”相遇在一個稍縱即逝的時辰，對晚清中國來說，一邊是“陳舊”的夜晚，一邊是“古代”的凌晨，社會軌制將要天翻地覆，新的文明事物也相繼而至。隨之而來，視覺經歷開端換了“見解”，片子、攝影、幻燈片、石印畫、軻羅版、西洋鏡等等，不只令人線人一新，並且傳佈起來更為便利，藝術以簡捷的技巧途徑得以普及與風行。

約翰·湯姆遜《拉洋片》，版畫，1880年月

手繪明信片出生在這個“機械復制”為時興的時期，顯然是分歧時宜的。適用品以人工繪制，耗時又吃力，但附著于郵政明信片，反卻是舊瓶裝新酒，是一種深刻淺出的新玩意兒，在對西方抱有獵奇心態的應用者，也就是那些來華洋人看來，明信片不費巨資，卻可貴手工定制，不只別開生面，檔次還非凡，值得向遠方的親人誇耀。

若是沒有點閑情，斷想不出這等偶寄，誰是最先創瑜伽場地意者并不主要，主要的是，它必需樹立在閑散各地的畫薪水源上。這讓我聯想到早五十年風行的japan(日本)“橫濱攝影”，也是先由意年夜利或japan(日本)攝影師，模仿“浮世繪”中風土著土偶情擺拍，再由japan(日本)畫師在卵白相紙上著色，看上往很像是黑色照片，異樣是賣相一流的美術商品。從宋琛的搜集和研討可知，介入手繪明信片的中國畫工，在北京、天津、上海、廣東、廣西都有案例，這些城市較早對外開埠，差未幾是中國政治、貿易、游玩甚至布道的重鎮，因此湊集著列國來華的交際使節、甲士、商人、旅人，訪客來交往往，與japan(日本)口岸城市忙著炮制游玩留念品的情況相仿，供求兩旺，各生歡樂。

二

畢竟有哪些中國畫師介入了手工明信片的創作，至今仍是一個謎。晚清畫壇處于四顧茫然的夾縫期，正統畫派莫衷一是，更不消說平易近教學場地間畫師的處境了，難認為繼的從藝者，不得不另求活路，好在文明有新態，總有適者保存的機遇。手繪明信片就是如許一類偏門，渠道不寬，生意不年夜，但好歹掙的是洋人的錢。依據現存作風判定，有些人底本就有較高的繪畫程度，顯然是個人工作畫家，此中或有個體，已經是宮廷造辦處的人。眾所周知，廢制前的清廷衰頹不勝，各色簿中人從宮墻內惶然出離，棄如寺人宮女，通俗畫工更是舉足輕重，首當其沖裁減出局，流進社會自生自滅。

清二次片，周培春繪《頭品文官》，郵路：1907年2月28日經北京的德國客郵局收寄，于同年的4月14日達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以獨一可鑒的北京畫家周培春為例，或許即是這種情形。他畫過《滿清文文官員等第圖冊》（現躲年夜城市博物館），也畫過《清代商展招牌幌子圖》，這些組畫是清宮一種東西式繪畫類型，畫法不求藝術性，照實描摹足矣，以尺度圖鑒款式回進內府檔案。細看周培春嚴謹細致的畫功，他極有能夠本來乞食宮中，因此對文武年夜臣的衣飾舉止了如指掌，明信片便手繪出“此是六品文官”“此是頭品文官”“官員騎馬”等宦海行狀，朝服等第制式正確無誤，還有“清兵試火槍”“雙人抬槍射擊”等軍情實錄，可見周培春所聞皆禁中所見，見識遠高于普通布衣畫家。風趣的是，從明信片上的郵票、郵戳信息得知，委托者與畫面內在的事務成分吻合，文有荷蘭領事館交際官，武有德國水兵軍官，顯然是向熟習清廷底細的畫工特殊定制的，在其他手繪明信片中，此類題材盡無僅有。

清二次片雙片之回片，周培春繪《抬槍射擊圖》，郵路：清代二次片雙片半數裁開后應用。此片雖有書寫收信地址，實在并未實寄。上有北京郵政局1901年9月6日之橢圓戳，為集郵性質蓋銷

假如周培春行走“如意館”的情形失實，相似情形確定不止一個。猜測的來由，還包含這些畫中，模糊可見清宮院體畫的某些特征。經過康熙以后幾朝畫師的運營，清代宮廷畫構成了中西融會的特別面孔，一向傳播到晚清。“北京仕女畫家”一節有件“西廂記”人物，很接近晚期宮廷畫家冷枚的處置方式，仕女娃娃臉，重色籠罩衣褶線條，顯得圓潤且平面。“北京地域寫實畫家”一節的《王公騎馬出行圖》，刻畫一位著冬裝、騎白馬的皇室貴族，衣紋的前因後果相當有條理感，嫻熟的“寫真”技巧，幾近清朝汗青主題畫中的群像樣子容貌。值得一提的是，兩件衣飾不謀而合應用了一種粉紫色，這個細節相當主要，依我多年的察看，發明相似這種專色，恰是清代宮廷人物畫常用的風行色，簡直一切著名畫家都曾以此作為“投名狀”。在另一批道教題材的北京手繪明信片中，這種顏色與其他光鮮的賦色，再次驗證這些無名畫家的前半生，或許真的與宮廷畫師有著隱而不宣的關系。

清三次片之往片《王公騎馬出行圖》，郵路：郵政局寄出，并于5月19日轉接北京法國客郵局，目標地為法國巴黎

在學者卡爾·克羅斯曼的研討中，周培春的畫被回為“商業裝潢藝術”，結論應當屬于他的生活后傳。昔時梅蘭芳赴美表演，為了更直不雅地先容中國戲劇，齊如山約請富麗工整作風畫家，為劇目定制了成套的扮演分化圖，現場展現給美國不雅眾，其來歷屬于統一種情形，即宮廷個人工作畫家轉進適用社會辦事。周培春無疑是再失業的勝利代表，他之所以留下了姓名，仍是由于其機動的貿易腦筋，即使小小的手繪明信片生意，也沒忘了在下面廣而告之，鈐印“北京周培春畫”，邊上還附帶售賣地址，“順治門外達智橋內西口迤南”，即是明天的宣武門四周。昔時，為便利宮表裡走動，供奉清廷的低端職員多擇居這一帶，各行各業的商展集市會聚在“南城”，熱烈不凡。四周還有一個布道士湯若看建造的上帝教堂，俗稱“南堂”，可以想象，洋人趁星期到四周逛街，趁便將空缺明信片交給胡同里的畫家，吩咐所需的內在的事務，或許在店展里遴選一些風趣的“製品”帶歸去，寫信，寄送，向國際散佈一樁樁輕如鴻毛的“事務”。

清二次片，周培春繪《風俗組圖》選，郵路：未實寄

是以，那些帶有異國風情的販子圖，便非分特別遭到接待：頂缸、玩碗、修傘、寺庫、夜巡、舞龍、逗貓、釘馬掌、西瓜攤、耍火球、蕩秋千、和尚化緣、孺子樂隊、婦女抽煙、龜奴馭妓、鼓弦說唱、冰床運客、冬日堆雪獅子等等，三教九流，八門五花，炊火氣實足，仿佛是“晚清上河圖”的“蒙太奇”。在一組二十枚風俗套片中，還赫然寫上“中國人玩碗”“中國人看洋片”“中國人玩戲法”“中國人踢毽子”“中國瞎子”的書法。對畫者來說，這些景象習以為常，用不了畫蛇添足，所以以“中國人”為前綴，等于為奇怪事物注解，簡略粗魯的背后，恰是殖平易近主義者的不雅看欲看，其實不由得年夜驚小怪。

清二次片，周培春繪《風俗組圖》選，郵路：未實寄

可是，不得不認可的是，這種共享會議室“看客”心思，昔時緣于地區的“空間”錯位，而對于明天的我們來說，假如有異樣的生疏與詫異，又何嘗不是年月的“時光”錯位所致呢？

三

汗青的闊別，僅僅曩昔一百多年，熟習的國家便換了人世，手繪明信片竟成為再現昔時的倒視鏡，不只是晚清社會的萬花筒，也回生了隔世的喜怒哀樂。

所見最早的一張手繪明信片，是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由天津寄往德國的，巴掌年夜的面積，竟然用全景布局，不雅者如臨現場，只見一位經歷老到的郎中正上門問診，郎中的篤定，病人的苦痛，家眷的焦慮，在小小的尺幅中神志畢現。畫者留出空缺處，巧設成白墻或素屏，供出寫信的地位，效能上也見心思。這種全景尤其考驗畫家的控場才能，參閱一八四四年創刊的《點石齋畫報》，可見這種消息寫實主義，恰是昔時的風行做法。還有反應官宦人家生涯的明信片，也分辨浮現“對仗”式的全景視角：房內，妻妾成群，戲兒弄花，翻開的門簾，仿佛剛才有人分開；院外，幾位披著共享會議室冬氅的官員正揖禮道別，胡同竟帶西洋透視。兩廂對比，好似《海上花》的片子轉場。再看一組出自天津的“婚禮出行畫”，刻畫了排面盛大的婚慶行游排場，十六枚獨幅畫有頭有尾，連綴不竭，好像片子“長鏡頭”，顯示出奇特的創意，實在仿擬了中國傳統繪畫中長卷分化為冊頁的情勢，譬如《十面靈璧圖》的做法。

德國郵資明信片《問診圖》，郵路：此片書寫并寄出于 1897 年 11月13日，由德國在天津建立的客郵局寄出。明信片于12月23日抵達德國海德堡（Heidelberg），隨后在12月24日抵達目標地德國埃爾福特（Erfurt）。這片明信片是昔時德國寄信人直接從德國國際帶回的空缺郵資明信片，交由中國藝術家繪制后，再寄回國際

最早的手繪明信片略顯愚笨、拘束和用力過度，畫家或許對如何討巧地處置畫面缺少經歷，但是以留下幾件“密度”較高的樣本，反而是一種可貴的“全景式”社會寫實小品。不外，聰慧的畫家很快貫通到，手繪明信片重在“興趣”，就好像晚明以后風行的“箋譜”——“蘿軒變古箋”“十竹齋”，異樣是為文人騷人定制的水印木版信札，明信片只是換了郵政的新衣罷了。于是，一種輕松、風趣、長篇大論的款式，很快就盛行起來。

由莊進諧，夸張的調笑就無所不在了。擔水工與洗衣婦端倪傳情，一恍神，竟將桶里的水倒到缸外；游醫牽著黑豬，與探身窗前的婦人交頭接耳，有那么一點調情的滋味；悍婦一手執雞毛撣子，一手抓著丈夫的胡須作年夜吼狀，仿佛能聽到四周起哄的笑聲；轉眼到了一九一二年的平易近國，甲等年夜事是剪辮，理成分頭的漢子神色黯然，此次，“同胞剃頭”的字樣，確信是代表著畫家的態度；而另一件一九一六年寄出的明信片，繪有一個急躁的漢子，正在怒斥坐在西式椅子上的妻兒。郵戳顯示在上海這個開通的處所，漢子竟然還留著長辮，連同舊社會的家長風格，一并被有立場的畫筆所嘲諷。

商行明信片《悍婦毆夫圖》，郵路：1902年5月23日上海德國客郵局收寄，6月30日抵達德國雷根斯堡（Regensburg）

獵奇在持續，該輪到神話進場了，這也是手繪明信片凡是援用的類型，各地均有爐火純青的例證。固然傳說、仙道和戲曲故事不是實際世界，但究竟依靠了人們的精力空想，訂制者也樂于陷溺于陳舊的黑甜鄉之中。在制作這類題材時，即使范本在前，畫家仍共享空間能憑仗想象力天馬行空，不時得神來之筆——孺子馭龍、孺子馭鳥當然討彩頭，但遠不如虛擬人物更易于放浪形骸：“西游記”師徒中的孫悟空，伸出極夸張的年夜長腿，有著即興刻畫時的愉快淋漓；《封神演義》的申公豹，頭顱可怖地在空中飄揚，如果聯想到這些圖像作于改朝換代的一九一三年，就不難懂得其魔幻的實際根據，恰是城頭幻化霸王旗的濁世斗法，與陌頭年夜變活人的魔術戲法一樣，不外是紙上顯靈的活報劇罷了。

清四次片《申公豹割顱圖》，郵路：此片于1913年1月14日由中華平易近國北京郵局收寄，那時曾經改朝換代，郵票貼用了三分袁世凱年夜總統留念郵票，收信目標地為法國

四

在我看來，手繪明信片最有興趣思的部門，并不在繪畫。畫家畫什么，怎么畫，屬于藝術社會學的題目，藝術作風的題目，多幾多少是可以評價的。可是，別忘了作為一件郵品，真正的焦點在于“增值”和“暢通”。也就是說，除了畫，還有一半意義回功于寫信者，郵局蓋戳的人，甚至火車、渡輪、日歷、氣象、背包、信使、等待的眼光，以及警惕翼翼的時間保留者。

人算遠不如天年，一件“周易算卦圖”，郵戳居然蓋在了卦師的臉上，似乎將來的宇航員在泄露天機。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六日，這封信從福州寄出，郵資四分，十一月二十四日經噴鼻港直達，同月二十七日達到德國某個城市；因終年插在相冊中受潮，招致邊沿糜爛，就如許覺醒了一百多年；叫醒是在internet時期，顛末隔空買賣，又回到動身時的處所，被一個叫宋琛的中國人收藏，印在了這本書里。聽起來就像有數童話里的冒險經過歷程，在可知與未知之間，這件手繪明信片每一刻都懸置在“變亂”的邊沿，也是命好，終極成為“故事”。

清二次片《算卦圖》，郵路：此片1907年陰歷10月16日福建福州寄出，11月24日在噴鼻港直達后，12月27日達到德國城市

所以說，一切“一起配合”帶來的光暈，才是手繪明信片鮮活的魂靈。此中，文字與丹青的互不設防，剛好同等于西方與東方的互不相認，正解也好，誤讀也罷，看起來都是活力。僅以幾件出自上海地域的明信片為例，“捕黑熊圖”屬于極簡式，只在囚熊的木枷上添上“1906”字樣，立馬發生一種“非實際”的寄意，是不是針對時局的歹意也未可知。相反的情感，是一件“龜奴馭女圖”帶來的愉悅，本是滬上四馬路罕見的風塵，頭頂上卻飄來“新年快活”的手寫花體字，也不知這個德國人能否清楚風化，便借此來向遠方的親人性賀。相似因曲解而發生喜感的例子，在手繪明信片中俯拾皆是。在一件清朝官員為了祭奠燒紙轎的明信片上，這位叫威爾的英國人告知他的伴侶，“這個名流從地獄的年夜門里走出，帶給世界各地人們以好運”，真是可笑。實在呢，選擇這枚明信片的真正的念頭，料想是看中了畫面上熄滅的火焰，由於寫信人感到，“曩昔一周的低溫很是恐怖，在陰涼處跨越華氏一百度，夜間最高溫度為八十五度”，當然啦，同時也表達“我會一向愛著你”的熱忱。

清二次片《官員祈福圖》，郵路：1905年7月29日上海年夜清郵局收寄，8月2日轉交上海法國客郵局，9月6日抵達英國曼切斯特

畫家開端構想明信片畫面的時辰，會見機地忍讓出一些空間，以便利應用者書寫，但不消除寫信人靈光乍現，將文字自動介入出去。分歧于中國書法的樸直，無論法文、德文、英文，洋人的書寫是縷縷絲滑的線性，帶有一種春蠶吐絲的節拍，也就是說，西洋書寫自己就帶有繪畫的“速率感”和“活動感”。是以，向空中放槍的畫面上，幾道急速的“彈道”字體，就好像糟糕的弓手傾盡槍彈留下的劃痕，才打落一只年夜雁；兩個孺子蹲著說靜靜話，周邊寫滿劈頭蓋臉、又清楚無比的德文，似乎為他們假造的絮語；一個孺子放鞭炮，從撲滅的引子開端，文字以硝煙的樣子容貌升騰，構成行將爆炸的嚴重氣氛；還有一個逗貓孺子，四周寫滿一圈又一圈環繞糾纏的英文，就像是牽著鳥比畫的靜態，讓貓好一陣撲騰；漁夫垂釣，看似心如止水，美麗瀟灑的斜體字卻裸露出他的碎碎念，惡作劇地公然了他的心坎獨白：與其說相忘于江湖，不如說愿者上鉤；最深諳中國視覺美學的，莫過于天津地域出品的“佳耦和樂圖”，原來是舞臺上的二人轉，顛末密密層層的書寫排布，宛若文字的幾何體，搭建成詞語的墻體，窗戶還做成外開狀，構成參差有致的空間節拍，烘托出人物的鶯鶯燕燕，若干年以后才出生的古代派“丹青詩”，也不外這般。

清二次片之回片《佳耦和樂圖》，郵路：此片于1906年11月23日由年夜清天津郵局寄德國特里爾（Trier）。有上海11月30日直達戳，無落地戳

“中國畫”與“洋文”合體，這種半路夫妻亂鴛鴦的原創，我的印象中，手繪明信片是獨一。成分、來歷、文明佈景完整分歧，卻在互補中見證奇趣，不只印證了“間隔發生美”的說法，並且讓人發生本該這般的愿看。海德格爾以為，“世界成為圖像，和人成為主體，這兩猛進程決議了古代之實質”。手繪明信片當然是圖像的景不雅，而它的私家陳跡，不恰是阿誰時期後背暗藏的“主體”嗎？西方與東方，自說自話，彼此不加粉飾，又互不相涉，零碎、短小、普通俗通，構成優雅與奇談的“織體”，不由讓人愛慕昔時的“在場”是多麼富有詩意，幾近另類的“書”“畫”雅集。

在汗青的喧嘩中，手繪明信片只是一時微塵，想看清此中一切的機密，是白費的。可是，一個沒有主體的回想，一件無法復原的事務，一段答非所問的折子戲，用明天的見解，就是提早預感的“古代性”，提早投射的“全球化”。比如舊世界的夜晚，蓋上月亮的郵戳，為西方與東方長久的靜夜思，所做的一次“偽證”。

（文中圖片均由作者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