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唐長老從五行山下救出孫年夜圣后，兩人離開了一處莊院。唐長老向那莊院的主人陳老夫先容本身是唐朝來的，可老夫卻被孫年夜圣的樣子容貌嚇了一年夜跳：“你雖是個唐人，阿誰惡的卻非唐人。”（第十四回 心猿回正 六賊無蹤）

孫年夜圣聽了，不高興地回道：“我也不是甚糖人蜜人，我是齊天年夜圣。”這大要是吳承恩教員跟大師開的一個打趣。但“糖人蜜人”，聽上往可真甜。

第七十二回，唐僧師徒顛末盤絲嶺的盤絲洞時，唐長老失慎被蜘蛛精們捉了往，八戒在濯垢泉找到了蜘蛛精索要長老。蜘蛛精受了驚，假意討饒。二師兄瑜伽教室說了一句鄙諺：“鄙諺說得好，曾著賣糖正人哄，到今不信口甜人。”

已經被賣糖人詐騙過，便再也不信任別人的花言巧語了。看來二師兄在吃糖這方面，可頗有經歷呢。瞧，《西游記》里的“糖”文明多風行。唐僧師徒們一路西行，可吃過不少糖。好比，第六十九回，師徒們離開貴人國，治好了國王的芥蒂，國王盛宴招待，那席面上：“斗糖龍纏列獅仙。”

第七十九回，離開了比丘國，克服了白鹿精，國王設席接待，那宴席上：“龍纏斗糖擺飛禽。鴛鴦錠，獅仙糖，似模似樣。”比及了滅法國的趙孀婦店里，也有“獅仙斗糖”，天竺國銅臺府地靈縣的寇員外熱忱接待了師徒們，他預備的宴席中“獅仙糖齊齊羅列”。

《西游記》里的會議室出租糖果，不只甜美，並且還別具特點呢。好比“斗糖龍纏”和“龍纏斗糖”都是什么樣的糖果呢？

“斗糖龍纏”也被叫做“斗糖斗纏”，簡稱之為“糖纏”。有學者以為，“纏”是環繞糾纏的意舞蹈教室思，即用糖將各類小吃環繞糾纏在一路。在吳承恩生涯的明代，“糖纏”尤為風行。明代醫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里向年夜伙兒先容：“以石蜜和諸果仁，及橙橘皮、縮砂、薄荷之類，作成餅塊者，為糖舞蹈場地纏。”

石蜜也就是白糖塊。在隆重的節日里，人們將糖熬成液態糖漿，撒上芝麻、薄荷、果仁等小食裝點，焙干成糖餅后，人們縱情施展想象力，將其塑形成各類精致外型。如許的糖，不只心曠神怡，並且味道豐盛豐滿。看，明代人吃的糖有教學多講求。

除了糖纏，明代人在隆重的宴席上還會擺上人物或植物外型的糖：“以白糖煎化，模印成人物獅象之形者為饗糖。”（《本草綱目》）

由于這類糖外型復雜，單靠技師不受拘束施展可不不難成型，所以明代人在做糖時，還會應用模具。這類糖被稱為“饗糖”，《天工開物》中則將其稱為“獸糖”和“享糖”，并誇大“華筵用之”，只要盛大的宴席才會擺上這種糖，平常的宴席可吃不上。

在“饗糖”的浩繁外型中，有些是特殊受接待的。好比相似于“神仙騎獅”如許具有喜慶吉利寄意的抽像，這即是《西游記》里提到的“獅仙糖”。在《水滸傳》里，水滸英雄們接收招撫時，朝廷年夜擺筵席，此中也有糖——“糖澆就甜美獅仙”。

除了“獅仙糖”外，明代的糖還有其他名堂百出的外型，比丘國里的“鴛鴦錠”，大要就是鴛鴦外型。可以說，糖的外型數也數不盡，想象力才是外型下限。比丘國的糖“擺飛禽”，可見外型單一。咱可以想象一下，那樣多外型威武的糖擺列在一路，有多么壯不雅。

異樣是在明代，年夜贓官海瑞在擔負南直隸巡撫時，曾制止應用斗糖斗纏的風尚，緣由是過于奢靡。這很好懂得，糖纏固然好吃又都雅，但普通人一天也吃不了幾多糖，所以良多人制作糖纏并非為清楚饞，而是感到好玩或是放在宴席上作為裝潢之用，這不只滋長了攀比之風，更形成了嚴重的浪費揮霍。

當然啦，《西游記》里是個神話世界，里面提到的斗糖龍纏、獅仙糖果，是用糖的多少數字之多、外型之美來凸顯列國國宴上的威儀，也是為了彰顯列國對唐僧師徒的器重。

此外，唐僧師徒們一路西行，還吃到過不少甜味小吃，好比糖糕、蜜食、蜜煎等。就連他們的飯菜里，也少不了糖。老鼠精把唐長老抓進了無底洞里，為他預備的素菜宴席里有一道“爛煨芋頭糖拌著”。第八十八回，到了天竺國玉華縣，玉華王盛宴招待：“蒸酥蜜煎更奇哉，油札糖澆真美矣。”

獲得真經回到東土年夜唐，唐太宗設席拂塵洗塵，也不忘了預備一道“糖澆噴鼻芋”。看來，“糖澆”儼然成為了《西游記》里的一道烹調伎倆。這一路數上去，可見師徒們有多愛吃糖！

范用在陳白塵遺像前三鞠躬

陳白塵，淮陰劇作家；范用，鎮江出書家。他們之間風風雨雨半個世紀多的友情，可謂是今世文壇一則“文人相重”的美談。

在做人方面，沒有丟教員的臉

陳白塵（1908-1994）的戲劇作品極具譏諷意味，有激烈的批評實際主義精力，又不乏笑劇顏色，被譽為“中國的果戈理”。他的劇作《升官圖》《幸福狂想曲》《年夜風歌》和《阿Q正傳》（改編），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范用（1923-2010），首倡“唸書無禁區”，是“為冊本平生”的出書家。幼時就讀鎮江穆源小學，戲劇評論家沙名鹿是他的教員。受沙名鹿影響，十四歲的范用便愛讀陳白塵的腳本。

在鎮江，沙教員將范用先容給陳白塵。老年末年的范用，依然記得他們第一次會晤的情形。那年他十四歲，個子矮小，樣子文弱。陳白塵一會晤，拍了拍他的肩膀，惡作劇說：“唷，小花招，像個小姑娘。”范用被說得滿臉通紅，但卻感到親熱，頷首傻笑。陳白塵又查問他：“你愛好玩嗎？打不打鬥，愛看書嗎，看些什么書？”范用逐一作了答覆。

傳聞他愛看書，陳白塵送了他一本《回生》。范用暮年回想說，托爾斯泰的人性主義思惟影響了他的平生。他又說1937年避禍，很多多少工具都扔了，而這本《回生》他一向塞在累贅里。

范用敬慕陳白塵，說要拜他為師，跟他學戲。陳白塵很興奮。那以后，范用在鎮江組織了兒童劇社，同窗們表演話劇《父回》和《洋白糖》。陳白塵傳聞后，一邊激勵一邊教誨說：小孩子不要演年夜人戲，要演孩子戲，并把許幸之的兩個兒童腳本《最后的一課》和《古廟鐘聲》寄給他。當范用收到腳本時，盧溝橋事情迸發，一切都成了泡影。這段日子，陳白塵在上海還為范用訂了份《作家》月刊，每月寄贈。令人想不到的是，1937年陳白塵年夜兒子陳晴降生，照了張滿月照，陳白塵還小樹屋送一張給范用，并風趣地說“這是你的小弟弟”。這張照片范用一向收藏著。

就如許，兩人成了忘年交。范用一向尊稱陳白塵為“師”，暮年亦這般。陳白塵不承認，在1984年的一封回信中開首便說：“起首正名：足下數次稱‘師’，是無史據的，能以同道相當，于愿足矣！而今而后，其改諸？”范用不認為然。陳白塵去世周年時，范用寫了篇悼念文字，標題就是《一個小先生的悼念——白塵師周年祭》，記載了他們亦師亦友、互重互愛的平生。范用也安然地說：“本身多年來，學文不成，學戲又不成，深感愧對教員，可是有一點頗為驕傲，在做人方面，沒有丟教員的臉。”

范用親身為陳白塵design書的封面

陳白塵命運多舛，早年餐與加入反動，成為左聯兵士。青年時期浪跡海角，還坐過公民黨的三年牢。1舞蹈教室953年調至中國作家協會任務，先后擔負秘書長、外委會副主任、書記處書記、《國民文學》編纂部副主編。1966年1月被“調”到江蘇省文聯，后下放咸寧干校放鴨子，直至1978年沉冤平反，回到南京后被匡亞明聘為南京年夜學傳授。

動蕩十年中，范用、陳白塵均被打垮。某日，范用獲造反派批準回家取工具，他到東總布胡同小店往打酒，腰背后被人捅了一下。范用一看是陳白塵也來打酒。兩人相視驚愕一笑。陳白塵表示不扳談，范用懂得，也怕被人檢舉在搞“串聯”。

干校時代，范用在汀泗燒石灰，陳白塵在朝陽湖當“鴨司令”，也偶遇過，都權當沒看見，直到1979年四次文代會，才得緣再相見。范用“束縛”后，重操出書舊業，這時兩人恢復往來。范用不時將他經手開辦的《唸書》《新漢文摘》按期寄與教員，還寄了楊絳的《干校六記》等書。陳白塵讀《干校六記》，感歎很多，感到她在干校受的苦還不年夜，寫得溫順了點。

改造開放的列車馳到1982年，陳白塵受邀餐與加入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中間筆會。他本想寫汗青劇，但要帶大批的材料，很不便利，就一氣寫了八篇回想干校生涯的散文，輯成一本小冊子，托交范用。范用將稿交噴鼻港三聯和北京三聯。

京版《云夢斷憶》封面是丁聰design。小丁的美術作品作風是寫實，書封上是一方水塘，一船飄揚，一篙帶水，一派天然風景，給人一耕田園村歌的詩意。陳白塵感到封面是“貼”上往的，與書的內在的事務不年夜和諧，干校生涯艱難不說，更難熬難過的是精力壓制，何來這般的歲月靜好？陳白塵致函范用說，該書如重版時，能否可請方家丁聰兄另畫一個。范用對教員的設法亦有同感，但要請名家小丁重起爐灶畫封面有點難以開口，便本身上陣“為師作嫁”，簽名葉雨（業余）。范用以本身為《干校六記》design的封面款式，換了圖案，輔以蘆葦，瀟灑傲然，經一番修飾，新版書封畫面簡練凝練，很合適陳白塵的特性。

“作家取得出書家的愛惜和聲援，可算是一年夜樂事”

1980年月這段時光，陳白塵的創作如同井噴。除正常的講授運動外，他還改編了《阿Q正傳》，陸續完成紀實性散文《寂寞的童年》《少年行》。

當《少年行舞蹈場地》書稿寄到范用的案頭，他已退居“二線”了。恩師之托，豈敢懶惰，范用“不在其位，也謀其政”。范用是講禮數懂規則的，他在移交書稿的同時，慎重地給三聯書店一信，誇大該書的史料價值和他的假想：“陳白塵打算寫一部回想錄。《少年行》已在一刊物連載，這以下，估量還可寫——到上海，走進文壇（30年月上海），《獄中記》（30年月上海），抗戰時代（武漢、重慶、成都），束縛后（北京、南京，一向到‘文革’）。如許幾本加起來，差未幾也有《懶尋舊夢錄》（《懶尋舊夢錄》是夏衍的自傳體回想錄）那樣一本，等出齊了單本，以后再出一年夜本。”

人走茶不涼，三聯見義勇為，將《少年行》很快出書了。陳白塵對此非常激動，致信范用云：“作家取得出書家的愛惜和聲援，可算是一年夜樂事！兄可謂作家的良知！”

陳白塵是位非常勤懇的作家，耄耋之年仍抱疾筆耕，竭力撰寫回想錄。陳白塵是位非常愛護本身羽毛的作家，也是善為別人著想的名流。在三聯名譽日隆的時辰，陳白塵一度憂心本身的作品會影響三聯，在他致范用的多封信中均流露心跡：“《寂寞的童年》是游戲之作，你客不雅地說有沒有出書價值？”“病中寫的《少年行》續稿缺乏光榮，所以怕影響三聯的名譽。是以，連本來打算寫連續串小冊子的，本身都產生搖動了。你的熱忱來信，使我覺得快慰並且振奮起來了。很感激你！”教學場地……

他們就如許亦師亦友，在人生旅途上砥礪前行。

讀了恩師親手寫的《媒介》，衝動地哭了起來

陳白塵的女兒陳虹是南師年夜傳授。在父親暮年，她曾讀過父親的日誌，感到是可貴的汗青史料，并了解父親生前也有出書的請求。陳白塵去世后，陳虹將父親的日誌收拾出來，投某編纂部遭退回了。1994年8月底，陳虹與母親往京打點父親埋葬事宜，范用不知從何了解了退稿事，多方探聽，聯絡接觸上陳虹，并相約面談。不巧，就在德律風相約的那天上午，范用被一個騎車人撞斷了腿，臥病在床。四天后陳虹依約造訪，奉上父親的手稿，坐在床上的范用讀了恩師親手寫的《媒介》，雙手把稿子牢牢地抱在胸前，衝動地哭了起來，他向陳虹表現：“你安心，我必定想措施出書，必定！”

范用將稿子交給責編苑興華。苑興華的審稿看法非常中肯：“這部稿子是陳白塵師長教師日誌的一部門……時近七載，七年間他闊別家庭，處于半軟禁狀況……他背著人，用一種只要本身能看懂的縮寫和符號，記載下這段汗青，實為不成多得的可貴史料……”

此前，范用在病床上給時任三聯總司理董秀玉寫了封苦口婆心的長信：“……白塵師臨終前，再三吩咐家人，此為其最主要的遺作，務求問世……”范用又說，師母金玲與女兒陳虹來京面托此事，他花一地利間仰臥通讀全稿……盼望三聯能予以出書。范用為此書出書，前后給責編苑興華寫三封信，會商編纂細節，并親身design封面。

1995年4月，中國作協和北京藏書樓為留念陳白塵去世一周年，舉行“陳白塵生平與創作圖片展覽”。三聯據范用的請求，將“日誌”趕印出100本樣書助興。范用斷腿后第一次下床，在兒子范里的陪伴下拄拐餐與加入“圖展”開幕。

譽范用是今世杰出出書家是當之無愧的。上世紀80年月，在三聯決議出書《隨想錄》（巴金）《懶尋舊夢錄》（夏衍）時，他曾想為上世紀30年月代表作家出共享會議室文學回想錄。范用向陳白塵提出，陳接收了，但生前未能完成，范用總覺遺憾。范用檢核陳白塵遺稿，決議將此類文字匯成一冊，可謂專心良苦。在范用的盡力下，陳白塵回想錄《對人世的離別》于1997年出書，范用還特意送我一本，并附信說：“我可以告慰教員的在天之靈了。”

見教員遺像潸然淚下，必恭必敬鞠了三個九十度的年夜躬

范用對陳白塵遺著出書的關心遠不止上述，對江蘇文藝版《陳白塵文集》的出書也一向縈掛記懷。為出書《陳白塵文集》，陳白塵夫人金玲曾進京找過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及相干出書社，盼望獲得輔助，但因資金題目，大師都心有餘而力不足。書稿一向懸蕩無著，金玲找到江蘇省委。有關方面很器重，設定由江蘇文藝出書社出書。文藝社本就是窮得知名的社，難做無米之炊，出書社也只能空列選題，虛位以待。社長吳星飛表現：“資金一到，頓時開工。”

范用是我的恩師，出書引路人，對我輔助很年夜。我們一渡過從甚密，范用了解我在文藝社，三番五次或德律風交接或寫信吩咐，諄諄教誨：“昌華，白塵師長教師是我的教員，你幫他的忙，就是幫我的忙。”范用的殷殷之情，令我激動。

1997年范用到南京，一會晤就對我說，他此行南京要見金玲和戈寶權，并令我全部旅程陪伴。我揣摩著他的話中似乎還有點什么“意思”。記得那天我陪范用到青云巷陳宅往看金玲，車到巷口，他忽然召喚我“泊車”。陳宅在小山坡上，路不太窄，車可以徑直開上往。我見范用拄著拐，很是費勁，說“開上往吧？”范用搖手，保持不成。我突然想起朝天宮門前那塊“文武軍平易近等至此上馬”的上馬碑來，定是范用出自對白塵教員的敬佩吧。

上山坡的路有三四百米之遠，范用拄杖亦步亦趨，費勁地走到山岡上的陳宅，金玲已立在門前迎候。范用一見金玲，天然而親熱地叫了聲“師娘！”眼圈剎那紅了起來。實在金玲長范用不外五歲。

進屋的第一件事，范用便找陳白塵師長教師的遺像。金玲將我們引進設在她臥室的小靈堂，陳白塵遺像下的桌子上，用紅絲帶扎著他的所有的著作，小噴鼻爐左側，還有一杯茶（陳白塵師長教師生前愛品茗，金玲逐日清供一杯）。范用一見教員的遺像馬上潸然淚下，點上一炷噴鼻，必恭必敬地在遺像前鞠了三個九十度的年夜躬，然后回到小客堂的舊沙發上。范用哭著牢牢捉住金玲的手噓冷問熱，問她還有什么艱苦和請求。金玲不言其他，只提《文集》還在擱淺之事。

范用聽著聽著哭了，忽然用手指著我對金玲說：“我把文藝社的張昌華找來了，這件事就交給他辦吧。”還補了一句：“盯住他就行。”這是我第一次見金玲密斯，我禮貌地址頭并說：“我們盡力，盡力。”就如許，我結識金玲年夜姐。不久出版的款項省里下撥了，我也隨之成為她家的常客，還書、取材料、談書稿的編纂瑣事，她還托我請柯靈為“文集”作序，我盡力了，因柯靈時在病中，未能如愿。

兩年后，由我與孫金榮配合責編的八卷本《陳白塵文集》出書了，我在第一時光寄范用一套。范用立馬來德律風，說他代剖明塵師長教師一切在京的伴侶們，向出書社和我表現感激。又說：“我了卻了一件苦衷。” 承蒙金玲年夜姐不棄，在她致范用的信中頗多美言：“300萬字文稿交給責編張昌華，張對此任務，倒很當真。”

行文至此，且用范用的老同事、三聯副總編纂汪家明師長教師的一段話作結：“范用與陳白塵平生的人緣，至此可以說是好事美滿，作為一個作家，其性命的火都在于寫作，而寫作的目標，就是為了出書，以便讓更多的人看到。范用對教員的感恩就在于輔助教員完成他最年夜的愿看，把性命中最后的血汗留上去，也為人間留下幾本好書。”

一

徐曉霞（1878-1955），名鈞，曉霞其字也，浙江桐鄉青鎮（今屬烏鎮）人。其子徐安，號懋齋。徐氏父子生平行事不顯于世，故今世學者常將其父子混為一人。徐氏“先世起身實業，以富而好義著于鄉”，（張愫：《徐綠滄君傳》，見《風月廬剩稿》，上海藏書樓躲平易近國桐鄉徐氏愛日館刻本，索書號：線普529803）是浙西著名的富戶。曉霞父名煥謨（1852-1879），字綠滄，號叔雅，自幼與兄煥藻（字伯平，號茗噴鼻）、煥奎（字聽松）受業于同里盧小菊。煥謨掉意考場，未逮而立之年即卒，但“生平愛躲書，插架數萬卷，琳瑯多善本。君整天坐書城，顧之而樂。暇輒手自讎校，他缺乏擾其慮也”。（《徐綠滄君傳》）煥謨娶湖州回安雙林鄭氏，鄭氏“家素封”，亦是以經商而致富。據徐曉霞言，其外祖父“好儒術，躲書連屋，且多善本”。承平天堂之亂，鄭氏家產中落，乃遷居嘉定持續運營貿易，惋惜“家庋琳瑯秘笈旋毀于火”。承平天堂被平定后，滬上貿易繁華，煥謨父祖往來浙滬，與鄭氏締交豐年，遂結為姻親。（徐曉霞：《顯妣鄭太夫人行述》，見《風月廬剩稿》）徐、鄭兩家雖是以末業起身，但都崇拜儒術、雅好躲書，這對徐曉霞有著深遠影響。

光緒五年（1879）徐煥謨忽然長眠，留下一子四女。子最幼，即徐曉霞，時年僅二歲。鄭氏喪夫之余，悉心撫養季子，曉霞曾回想說：“溯自鈞襁褓以致成童，凡飲食、衣履、盥櫛纖悉之事，靡不親為護視。”她還常勉子唸書，已經指著煥謨遺書對曉霞說：“汝父以此留貽后人，設委而不讀，難道違先志乎？”在慈母的護佑鼓勵下，曉霞吃苦向學，光緒二十五年（1899）進縣學。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鄭氏還為曉霞授室嘉善錢德珩。現實上，五個後代的親事都是由她一手籌辦的，曉霞說：“先后十二年間，婚嫁五次，悉由先妣料理料量，而精神于以交瘁。”可以說，鄭氏為後代與家庭貢獻了平生。（《顯妣鄭太夫人行述》）還值得記敘的是，她的二女兒徐咸安嫁給了有名躲書家適園主人張鈞衡（字石銘）。

二

徐曉霞的生平行事，我們明天所知教學無多。勞乃宣說他“令德克家，束身無忝。官京朝已貴顯矣，國變作，拂袖遽回，不復出”，（勞乃宣《序》，見《風月廬剩稿》）平易近國《烏青鎮志》卷二十七對他的記錄是“桐鄉附貢，工部郎中”，大要做過工部郎中等京官，辛亥反動后棄官返鄉，后來努力于貿易。受家庭周遭的狀況陶冶，曉霞亦熱愛加入我的最愛古籍與金石字畫，其書齋名“愛日館”。中國嘉德2019春季拍賣會，曾以253萬元的成交價拍出吳昌碩刻田黃石印章一枚，印文為橢圓白文“愛日館金石字畫印”，印章主人即徐曉霞。除此之外，筆者曾觀看的徐氏躲印另有：明刻本《朝野類要》所鈐“徐鈞印信”白文方印、“曉霞”白文方印兩方、“徐鈞印”白文方印、“愛日館加入我的最愛印”白文長方印、“曉霞”白文長方印；明刻本《格致余論》所鈐“曉霞”白文方印、“曉霞躲本”白文長方印、“徐鈞私印”白文方印；明刻本《漢蔡中郎集》所鈐“長林愛日”白文方印；清刻本《噴鼻湖草堂集》所鈐“曉霞所躲”白文方印、“愛日館躲書印”白文長方印；清刻本《唸書雜錄》所鈐“曉霞加入我的最愛”白文長方印、“曉霞躲本”白文方印；此外，元刻本《兩漢詔令》鈐有不見于前書的“曉霞所躲”白文長方印。

徐曉霞在上海雖以運營實業為主，但與文明界有著親密的聯絡接觸，洵為一代儒商。《張元濟選集》中還保存有兩通張致徐的信札，（《張元濟選集》第3卷《手札》，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63頁，本文引錄時標點略有調劑）其一作于平易近國十三年（1924）十月九日，函中云：

奉示敬悉。抄示錢、張兩文均收到，《槜李文系》新舊兩輯均無其人，甚可喜也。葛淳為秀水籍，中乾隆己未科進士，官南康縣知縣，已輯得文五篇，其《飛鴻堂印譜跋》文，如非甚佳，可不用鈔。若周震蘭則無其人，倘能鈔示，俾得補進，至為感幸。屬補殘書1對1教學兩種，已函托北京敝分館代搜，曾來信謂有樂譜一卷可補，索價至二十元，已令勿購。此后尚無續報，容屬留心。此事只能求之廠肆，他處殊為不易，且司理亦非其人也。

平易近國十年（1921），張元濟等報酬保留嘉興文獻，倡議續輯《槜李文系》，并在報刊上刊發《刊印〈槜李文系〉征集遺文啟》，號令“國內宏達，同州諸彥，躲有舊嘉興府屬先註釋字，無論已否成集，咸請錄副見教。篇帙較繁，則擇其尤者。更乞編次仕履，附采言行，作為小傳，以識生平”。（《張元濟選集》第10卷《古籍研討著作》，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38頁）那時還寄送了相干資料給滬上文明圈名人，徐曉霞也在此中，他那時的住處是“文監師是（按：疑作‘路’）唐家衖口”。（《張元濟選集》第3卷《手札》，《致陶葆廉等公信》，第169頁）續輯運動前后連續十數年，其底稿現存上海藏書樓。徐曉霞抄寄了不少文章給張元濟，信中提到的葛淳和周震蘭文，皆為《飛鴻堂印譜》上的後記，均已支出《續輯〈槜李文系〉》底稿。（《續輯〈槜李文系〉》，上海藏書樓躲底稿，索書號：T26751-828，第3034、3190頁）在周震蘭文稿紙上，張還特意做了標誌：“徐曉霞交13/10/10”，可見在張信寄出后的越日，徐就將兩文抄至了張處，並且為了便于張元濟覆按周震蘭其人，還在文末貼心腸對周之書法做了冗長闡明：“以上周跋以草書寫之，迫近吳郡《書譜》。汪氏摹印進版，筆尤飄動，想那時必享書名，錄此備考。”徐為張元濟搜輯的文稿盡不止以上所述，《續輯〈槜李文系〉》底稿中不少文章有旁批“見《錢氏家史》”，而張元濟致朱希祖信中曾道及《錢氏家史》一書乃獲見于徐曉霞處：“弟邇來一無所獲，惟在徐曉霞處見有明萬歷錢懋穀所輯《錢氏家史》一部。”（尹偉杰：《藉言存人：張元濟、金兆蕃與續輯〈槜李文系〉——以上海藏書樓躲〈續輯《槜李文系》〉底稿為中間》，《中國出書史研討》2024年第2期）從此信我們還可知徐曉霞曾托張元濟為他搜補殘書，張元濟也曾代為介售傅增湘躲書給徐，平易近國十四年（1925）六月一日張元濟致傅增湘信云：“劉翰怡復信呈閱，甚為掃興。徐曉霞處尚未有復音，石銘處亦即轉伊傳達。徐君近頗收書，然亦未必肯出重價也。”十六日他又再次致信給傅：“一昨張石銘、徐曉霞來寓看我。兄存放各書，石銘頗愛山谷、放翁兩集，單上并未開價1對1教學，屬為奉詢，乞核示。此外如《客亭類稿》《擊壤集》亦頗欲得之。徐君則甚喜《白氏六帖》，屬問系何扣頭。”（《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函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17、118頁，標點略有調劑）此事下文若何，不得而知，但徐、張二人之間盡非泛泛之交則是不言而喻的。

徐曉霞抄寄給張元濟的葛淳《飛鴻堂印譜跋》

張元濟給徐曉霞的另一信札作于平易近國二十二年（1933）十一月二十三日，信中云：

銘老墓志中“咸翕服”，弟非欲改往“翕”字，衹以原寫清稿中“稱槃錯糾互”句，“稱”字未妥，似屬衍文。原稿“翕”、“稱”二字并寫，而“翕”字旁加“:”符記，故疑為以“稱”字改“翕”字。至下文“諸主教翕服”句，不外舉為上文以“稱”改“翕”之證。至改“特”字為“交”、“章”二字，則弟意企圖省事，強湊字數，省得重寫清稿，不敢認為就緒妥當也。應否轉詢篯兄決議？謹再奉商，并候裁示。

平易近國二十年（1931），徐曉霞岳丈錢紹楨去世，其墓志由金兆蕃撰文、張元濟書丹、鄧邦述篆蓋，（見盧康華編：《近代稀見碑拓史料叢刊五·錢紹楨墓志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張元濟此信所談即《錢紹楨墓志》書丹事。張元濟在拿到金兆蕃所撰志文清稿后，對個體文句做了調劑，不斷定能否妥當，故致函與徐相商。由于志文乃金兆蕃（字篯孫）所撰，所以他特意說起“應否轉詢篯兄決議”。據現存墓志拓片，有句作“……咸稱服。槃錯糾互……”，此句金兆蕃原稿應作“……咸翕服。稱槃錯糾互……”，后來確切按張元濟所言書丹上石了。金稿后文還有“先后特薦君者五”句，張將“特”字改為“交章”，不外此處修改終極未被采納。信中提到的“諸主教翕服”，在墓志下文之中。

《錢紹楨墓志銘》拓片部分

三

徐曉霞與嘉業堂主人劉承幹是連襟，他們都是嘉善錢紹楨的女婿。錢紹楨德配徐夫人“生子泰，女德瑗、德珩、德璋”，（《錢紹楨墓志銘》）錢泰是有名交際家。三女中，長適于寶軒、次適徐曉霞，而德璋便是劉承幹夫人。徐與劉二人關系甚為親近，劉承幹日誌與手札中保存了不少與徐曉霞相干材料，彌足可貴，有助于我們清楚熟悉徐氏生平。

關于二人的來往，今朝能找到的最早記錄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正月十三日劉承幹的日誌。那一天氣象陰沉，劉在日誌中寫道：“上午徐曉霞來，未晤。下戰書至石銘處答曉霞，晤談半晌。”（《求恕齋日誌》，第1冊，第30頁）大要是春節時代，徐曉霞往南潯賀歲并在二姐夫張鈞衡家小住，得以與劉承幹相互造訪。徐、劉之間通訊極勤，劉在信的昂首往往親昵地稱徐為“曉霞我哥姻年夜人”。現存最早的一封是宣統元年（1909）正月五日劉寫給徐的，劉在信中云：

嗣得滬號來書，知公惠以舊式洋廚一口。在當日偶然清言，藉資談助。乃公不遺細故，持為記事珠，存之胸中。猥蒙見贈，卻之不恭，受之有媿。然此廚為弟而造，只得汗顏拜受。……立凡弟續娶在即，又蒙關會，庶免掉禮。公之惠我，何其多耶。（劉承幹：《求恕齋信稿》，上海藏書樓躲底稿，索書號：862675-768，第6頁）

那時劉已自滬上前往故鄉南潯度歲，而徐似乎仍在上海。大要此前二人閑談時，劉有意說起舊式洋櫥，而徐立馬為其定做了一口相贈。相似互贈禮物之事，兩家之間不一而足。而作為連襟，都是錢氏姻親，在與錢家往來方面，徐、劉亦經常互通新聞，劉曾說過徐對他“舉凡送禮零碎，必舉以告知。知我惠我，感何可言”。（宣統元年玄月十三日劉承幹致徐曉霞函。《求恕齋信稿》，第198頁）

平易近國二十年（1931）三月旬日，（《錢紹楨墓志銘》作“平易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乃系陽歷）錢紹楨去世。是日，劉承幹在日誌中記有“抵寓后，得知外舅于本日午刻去世”。（《求恕齋日誌》，第10冊，第41頁）十二日，劉承幹“九點率春蕃、䜣萬兩兒搭車赴嘉善吊外舅之喪。在車遇張菊生、徐彥士、徐冬生、錢達士，亦往嘉善吊喪者”。午后三時年夜殮，劉由於“生宿有沖，故未視襝”。（《求恕齋日誌》，第10冊，第41-42頁）四月四日，劉承幹有一函致徐曉霞磋商喪祭有關事宜：

前承招飲，飽飫郇珍，感謝。祭外舅文，已由公渚兄完稿，今配好格數奉上，乞教正之。前志昂兄及尊意欲作散文，今此篇未知可用否？倘須改作，因時光狹隘，恐有不及。志昂兄聞已赴京，故請我兄酌之。至祭屏劃格及請顧君書寫，均與尊處接近，諸多偏勞為歉。（《求恕齋信稿》，第6106頁）

錢紹楨的祭文，由劉承幹出頭具名請黃公渚執筆。文章作好后，劉承幹將之寄送給徐曉霞裁奪，而祭屏劃格與請人書寫，則由徐曉霞擔任。文中提到的“志昂兄”即于寶軒，由于三人的老婆乃一母所生，所以這三位連襟間關系與錢紹楨其他女婿（錢共育六女）相較，更為親近。四月二十三日，劉承幹又與徐曉霞、徐懋齋父子同車由上海到嘉善錢宅，是夜他與徐懋齋長談至清晨兩點始寢息，但“服安神藥后仍今夜未眠”。二十四日開吊，二十五日出殯至登壽公所，當全國午劉承幹又與徐曉霞父子同車前往上海。（《求恕齋日誌》，第10冊，第56-58頁）配合的姻親促進了兩家往來。

此外，兩家在生意上也常互惠合作，通訊中屢見“情投意合”之語。好比劉曾一次性出借五千兩給徐應急：

所說之五千兩，弟已看護敝帳房，囑其勿開劃條，打一莊票奉上。息價一層，辱在蘭交，本可敬請年夜酌，乃殷殷詢問，客套異常。弟詢之帳房，據云尊處既屬上等排面，且系素有交契，子金自應從減。但此系持久，非暫用可比，故須稍巨。既承敦囑，祗得遵命。謹酌一價，約在七八兩之間，仰祈年夜才。弟決不計較也。銀票附上，即希詧收，給復為荷。（平易近國三年仲春一日劉承幹致徐曉霞函，《求恕齋信稿》，第1200頁）

五千白銀，洵非小數，交契之厚，可見一斑。

四

徐曉霞與劉承幹之間有關冊本往來的記錄，似以宣統元年（1909）閏仲春二旬日為最早，是日劉承幹在給徐的信中說起“《花月痕》一書已從坊肆購到，即以奉贈，伏希哂收”。（《求恕齋信稿》，第84頁）不外，二人皆是孜孜不倦的儒商，此次劉購贈《花月痕》這一小說應當只是供徐作消遣，而非為躲書互通有無。劉承幹自述宣統二年（1910）十月在南京餐與加入南洋勸業會后始有志聚書，但學者曾經指出，“實在在此之前，劉氏即曾經開端對躲書有愛好”。（王茜：《嘉業堂躲書離合考》，復旦年夜學2005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4頁）昔時六月十二日，劉在給徐的信中說：

弟近來稍稍習靜，惟于牙簽縹帶中尋覓生涯。但學問無限而典籍無限，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茲特寄奉書目一紙，如公前去漢陽，請為代購。倘此行未果，無妨置之。或往而無從購取，亦可聽之。前云尊處時有書賈攜書求售，倘鄴架無須于此，敬請寄目一不雅。若遇敝處未備，可以敬求代購。昔吾家劉峻號為“書淫”，弟今踵之，得毋貽笑故人乎。（《求恕齋信稿》，第409頁）

徐有事將往武漢，劉開列書目請其代購典籍。聽聞徐家常有書商登門求售，劉還懇求其先容購置，于此我們也可猜測徐氏收羅典籍應當早于劉承幹。六月十五日，劉為購書事再次致函給徐，函云：

公改日鄂渚之行，所讬代購冊本附上帳目，至希詧進。其遇有坊肆中精刻及局刊，敬求為我購買，不用函問，致多周折。該值若干，改日示明，一并奉繳。（《求恕齋信稿》，第412頁）

為了徐可以或許撒手買書，劉承幹給了他極年夜的自立權，豪放之氣呼之欲出。實在那幾天徐就住在南潯張鈞衡處，與劉屢次會晤并晤談很久，大要也沒少議論購書之事。

既是姻親至交，加上又有同好，此后徐曉霞確切不負所托，為劉承幹聚書出力不少。好比宣統三年（1911）徐曾先容書賈陳時帆售書劉氏，劉在閏六月一日給徐的信中云：

承寄冊本樣本，重以鼎言，自當多購。奈覆閱再四，此種冊本敝處都已購買。爰擇其未備者，計《國朝松陵詩征》《白云集》《明人詩鈔》《二申野錄》四種。按照來單核算，計洋十四元，茲特送上，敬求轉交陳君。此刻囑伊不用來潯，改日若有年夜種冊本，無妨躬自攜至敝處。如未備者，重以尊為說項，自當與之多購也。（《求恕齋信稿》，第875頁，此函《求恕齋日誌》系于閏六月初一，《信稿》系于六月二十九日，茲從《日誌》）

大要徐在數日內屢次寄送冊本樣本，所以閏六月二日劉又有一信致徐云：

上次附來冊本樣本均已審閱，其周蘭坡鴻博《賜書堂詩鈔》及錢噴鼻樹尚書《續集》，又《碑板廣例》，此三種敝處未備，即與購取。惟來帳未經開通價值，敬祈見知，以便寄奉。其余各類均與敝地方置相重，祗得奉還，樣本十四即以附上，統祈轉交陳君。附繳陳函，亦希詧收轉致為感。……昨蒙寄來冊本一包，曾經詧進。……其《牧齋注杜》一種，弟處購有此書，其《榕邨集》亦于往歲在蘇購取矣，承詢坿白。（《求恕齋信稿》，第880頁）

由此可知，徐不只為其先容書賈，還直接寄贈冊本。劉也常奉贈冊本給徐，如平易近國元年（1912）蒲月二日，徐托書賈朱甸卿帶贈冊本給劉，越日劉在給徐的信中云：“昨書客朱甸卿來，交得手書并書三包。據云尊囑送至弟處，覓便寄呈，恐勞廑注。先將朱函郵上，以資聯繫。”（《求恕齋信稿》，第942頁）而劉隨即回贈了一些冊本。過了幾天后的蒲月六日，劉在給徐的信中又說：

尊處遞到惠誥并物，冊本之賜，翻閱數過。《烏青文獻》洵與敝邑多所關系，異時修補志乘，是亦他山之一助也。其他《文鈔》《任集》均系佳本，分鄴架之蕓編，其寵奚如。祗領之余，謹九頓以謝。至以前獻之書，戔戔殘本，奚足齒及，乃承幾回再三掛頰，益滋慙顏矣。……甸卿冊本久已交到，此書仍是寄青，抑送至貴號，便示遵行。（《求恕齋信稿》，第943頁）

可見在劉回贈后，徐又再次寄贈。劉在蒲月五日的日誌中對此也有記錄：“午后得曉霞來函，蒙贈《烏青文獻》《國朝廿四家文鈔》《介和堂選集補遺》（原注：蕭山任辰旦著，康熙時人）。”（《求恕齋日誌》，第2冊，第265頁）劉承幹也常將本身所刻書送給徐曉霞，如平易近國十二年（1923）三月二十八日劉在信中云：

弟影宋《史記》殺青豐年，幾經剜補，今甫蕆工。雖遴選紙墨業已費盡心血，而墨色欠安，印工亦劣，未必非常舒服。敬奉一部，伏祈哂存，未識公閱之認為何如？（《求恕齋信稿》，第3335頁）

一個多月后的蒲月二日劉又再次將所刻《章實齋遺書》奉贈：

承示宋刊《周禮注疏》，翻擷數過，即系十行，與敝購莫子偲征君躲原形同。用特反璧，即希詧存。《章實齋遺書》甫經印訂，附奉鄴架，聊以伴函。（《求恕齋信稿》，第3379頁）

二人世之密意厚誼，高雅動人。此種情事日后經常演出，《求恕齋日誌》與《求恕齋信稿》中所見甚多，且盡非全貌。

五

徐曉霞還曾向劉承幹借閱明朝《實錄》，平易近國六年（1917）十仲春二十二日劉在信中云：“承假成化、弘治《實錄》，本應早奉，緣敝地方購冊本積疊如城，混亂紛紛。窮日清算，茲書目雖未就編，罷了稍稍停當，用特檢奉，即希詧收。”（《求恕齋信稿》，第1868頁）1919年以后，劉氏本身聚書運動開端削減，（《嘉業堂躲書離合考》，第16頁）但在平易近國十年（1921）還熱情給徐曉霞介購古籍，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劉在信中云：

吾湖俞君恒農寄到書目一冊，此系恒農為海島藏書樓所置。惟為款過鉅，一時不易勸募，因委弟就各親朋中訊問，如此中有舒服者，無妨各開一單，將佳者分售，余則為書館購之。積余丈、孟蘋均已看過，執事廣事網羅，特以奉呈。如合尊意者，乞為開出，未來集有成數，即可向俞君商量也。又揚州梓人邱紹周攜到書目一冊，此中殿板尚多，執事亦有興趣乎？一并附覽。（《求恕齋信稿》，第2536頁）

劉受俞恒農之托，將海島藏書樓有力購置的古籍，先容給徐曉霞等人遴選。而在當天，“邱紹周來，并以各書求售，閱之很久”，（《求恕齋日誌》，第6冊，第504頁）劉本身未購買，也一并轉介給徐。信中謂徐“廣事網羅”，可見曉霞至此時仍在大舉搜購典籍。聯合前述平易近國十四年（1925）張元濟致傅增湘信中“徐君近頗收書”的描寫，其聚書愛好之濃、時光跨度之長，令人仰嘆。

在互贈冊本、相互介購的經過歷程中，他們必定也會就冊本版本停止交通，平易近國十一年（1922）六月十八日，劉承幹致徐曉霞信中云：

《兩漢詔令》，李估于今晚攜來。凝視之，與藝風丈讓于敝處者了無整齊，不外印本先后耳。藝風依據前后序，認為嘉定十五年刊本。而書中若“敬”字、若“慎”字都不缺筆，其元刊歟？抑宋之坊刻而不避廟諱歟？惜《行格表》已運回潯溪，無可攷查。尊若有之，可翻擷也。該書少西漢卷二，卷七卷帙甚短，不外數葉耳。末本書角為甲由剝蝕，以敝處案頭此蟲殊不少也。好在尊處鈔補必需拆過，祗好重行裝訂耳。書價該估本系執定百元，由弟再三商量，乃以九十五元購成，已代驗訖矣。全書八冊，并拙躲一匣計十冊統呈詧納。（求恕齋信稿》，第3133頁）

平易近國六年（1917）繆荃孫曾讓售一批宋元刊本給劉，此中有一部《兩漢詔令》，（《求恕齋日誌》，第5冊，第190頁）繆荃孫依據前后序定為宋嘉定十五年刻本。此次徐曉霞亦擬購一部《兩漢詔令》殘本，托劉與所躲對比檢驗，并欲借劉氏所躲鈔補。劉在比對后，以為與己所躲乃“印本先后”之差別，并從避忌闕筆的角度對是書屬宋本仍是元本提出疑問。在驗證無誤后，劉為徐購進，并將己所躲全本與殘本一并寄奉給徐，以便鈔補。徐曉霞所躲此本今已回進上海藏書樓。

由于徐曉霞父子于金石字畫亦有愛好，劉承幹還曾為他們介購字畫。有名翻譯家林紓往世后，林家道況蕭條，平易近國二十年（1931）張元濟等人奔忙欲將其所作書畫出售，集資認為林氏後代教化之費。劉承幹除本身購置支撐外，也熱情向徐曉霞父子薦購，十月八日致徐曉霞信云：

前由張菊生、李拔可二公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