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顏氏家訓》與《顏氏家訓集解》之得掉
作者：陳冠偉（中南年夜學法學院博士后研討人員、文學院講師）
來源：《原道》第28輯，東方出書社，2015年10月出書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教學場地年歲次乙未臘月十一日辛丑
耶穌2016年1月20日
內容撮要：《顏氏家訓》是關于“治家教子之學”的優秀著作，其宗旨是“忠孝”，其思惟內容是合適中華優秀傳統文明主流思潮的；在一些細節方面（如避諱）存在疏掉。《顏氏家訓集解》校勘精準，解說年夜都正確；但對顏之推的一些批評是有爭議的，其“《禮經》早已掉傳”的說法是錯誤的。
關鍵詞：《顏氏家訓》《顏氏家訓集解》忠孝禮王利器
家訓，往往是一家的長者對全家人的訓告和唆使，拿本身的經驗和認識講座場地啟示后人該若何觀察世界、判斷長短、處理問題，向后人提出長輩的勉勵和盼望。中華平易近族在配合的長期的社會生涯中，發掘而總結出了修齊治平之學：“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全國平。”在中華平易近族優秀而寶貴的傳統文明中，“齊家”從來就和“修身”“治國平全國”之學融匯于一體，“家訓”從來就和社會、國家事業親密地聯系在一路。《顏氏家訓》指題署為“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的《家訓》一書。該書反應了南北朝時期有名的文人學者顏之推的人生觀和思惟學識，共七卷二十篇。《顏氏家訓》流傳于中國社會至今已聚會場地經1400多年，是中華平易近族歷史上記錄“家訓”的眾多書里的一種，因其體系巨大交流、內容豐富而聞名于世。《顏氏家訓集解》[1]是由有名學者王利器搜集歷朝歷代對《顏氏家訓》所作的注釋，結合本身的見解編撰而成，其成書、出書，至今也有30多年了，是一部研討《家訓》的權威之作。這兩部著作都有其明顯的過人之處，獲得研討者們的反復征引和贊譽，關于其錯誤或缺乏之處則談得未幾。《集解》雖然論及《家訓》的缺憾，但其批評卻未必完整妥當，並且并未察覺本身亦有疏掉。
一、《顏氏家訓》的宗旨與價值
記錄或反應中華平易近族傳統文明的文獻寶庫中，有良多關于“家訓”、“家禮”、“家規”的文獻資料，這些文獻都可以歸類為“治家教子之學”這樣一個內容豐富的系列。貫穿于這個系列的主旨之一，可以用兩個字來歸納綜合，即“忠孝”。這與傳統十三經之一的《孝經》之旨是分歧的。唐明皇在《孝經序》里點明了《孝經》之旨：“上古其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于是共享空間以順移忠之道昭矣……是知孝者德之本歟！”[2]宋邢昺作疏說：“經云正人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親能孝，移之事君則為忠……《論語》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今言‘孝者德之本歟’，歟者嘆美之辭。舉其年夜者而言，故但云‘孝’，德則行之總名，故變仁言德也。”
顏之推撰《家訓》，無疑也屬于“治家教子之學”這一系列，其宗旨與《孝經》也是相通的，都強調“忠孝”。《家訓》二十篇的第一篇《序致》，首句話就說：“夫圣賢之書，教人誠孝。”王利器在《集解》里證明，“隋人避文帝父楊忠諱改為誠”（第19頁），所以“誠孝”就是忠孝。正因為《家訓》凸起了“忠孝”之旨，合適統治階級的請求，所以該書自產生以來，歷代統治階級的文人評價很高。王利器的《集解·敘錄》就留意到：“袁衷等所記《庭幃雜錄》下寫道：‘六朝顏之推家法最正，相傳最遠。’王三聘《古今事務考》二寫道：‘古今家訓，以此為祖。’”（第1頁）《顏氏家訓》能夠聞名全國，對后世產生嚴重影響，其緣由除了本身本來的文字優美和內涵深奧，獲得統治階級的推重也是主要原因。
在宣揚忠孝思惟這一靈魂的指引或管制下，《家訓》對晚輩提出了具體而必備的請求。譬如第三篇《兄弟》說：“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祖先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第40-41頁）第八篇《勉學》說：“自古明王圣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克不及增益德性，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第141，153頁）第二十篇《終制》向后人交接本身的后事，說：“本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洗澡罷了，不勞復魄，殮以常衣……親友來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第536頁）
上引錄的三段文章，各有其義蘊。出自《兄弟》的一段，教導后人兄弟之間相互友愛，屬于中華平易近族傳統的“孝悌”之道。出自《勉學》的一段，勉勵后人向學（低請求是學技藝），勉勵后人用功讀書。《終制》是寫遺囑的文章，請求后人為本身辦喪事從簡，以免“陷父不孝”。良多喪禮儀式都省往了，譬如“復魄”之儀，“親友來餟酹”之儀，被立遺囑者明文禁行了。“復魄”之儀，見于《禮經·士喪禮》，即后人為剛剛逝世往的人招魂，現代喪禮中常見，表現活著的人盼望剛剛逝世往的人復活。[3]權貴家庭的葬禮往往極盡鋪張，而前人愈甚于今，這般家訓卻出自“黃門侍郎”的親筆，這在前人之中瑜伽場地是少見的。而由于顏之推的祖先后事從簡，假如顏之推本身的葬禮規模太過講究，不僅違背了他一貫以來“往奢”的理念，也會使他有不孝之嫌。是以顏之推不要后人在他逝世后實施“復魄”之儀和“親友來餟酹”之儀，表白了其思惟境界上的超脫和對忠孝之道貫徹究竟的決心。
前引三段文章證明：該書引導后人友愛兄弟，勤學而“得以自資”，本身做忠孝之人，千萬不要“陷父不孝”。在其余篇章里，還有請求後代養成“慕賢”“往奢”“不惜”等好習慣的意愿。這樣的家訓是合適中華優秀傳統文明主流思潮的，即便從明天的觀點來看，也沒有誤導晚輩走歪門正道之嫌。顏之推在《家訓》中向后人介紹了平生做人和治學的經驗，這些經驗對后人的為人處事、讀書治學都有著主要的指導感化，對后世特別是宋以后有著深遠影響。可以說，治文史、治經學、治禮學、治社會學、治倫理學者不成不讀《家訓》。
二、《顏氏家訓集解》的優點
王利器是飽學年夜儒，有名文獻學家，他在《集解·敘錄》的最后兩行說：“一九五五年蒲月初稿，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重稿。”這部五十萬字的書，自初稿、成書到出書，經歷二十五年之久，令人對王利器治學的勤奮和嚴謹肅然起敬。據《集解·敘錄》，“這部集解，是以盧文弨抱經堂校定本為藍本，而校以宋本、董正功《續家訓》、羅春本、傅承平本、顏嗣慎本、程榮《漢魏叢書》本、胡文煥《格致叢書》本……”（第11頁）藍本之外的校本少說也有十三種之多。王利器之前，沒有哪位收拾息爭說《家訓》的學者找過統一種書的這么多版本。找對藍本與校本，對校勘學家而言是極其主要的。王利器為收拾《家訓》確定藍本，搜羅眾校本，顯示了校勘學家的本質。
后面的文義考辯息爭說之功，則得力于王利器校勘學之外辨彰學術、考鏡源流的功夫。這里從《集解·教子篇》舉例為證：“齊武成帝子瑯邪王，太子母弟也……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缺乏，常以為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鉤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年夜怒，訽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關于這里“禮數”的解釋，常見被懂得為“禮貌、禮節的等級”；“何意”則不難被懂得為“什么意思”或“何以”。
王利器為“禮數”加注釋說：“古言禮亦謂之數，《左傳》昭公三年：‘子太叔為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媒介禮，后言數，此二文同義之證。《詩·小雅·我行其野序》鄭玄箋云：‘刺其不正嫁娶之數。’即用數為禮。”（第32頁）這里關于“古言禮亦謂之數”的判斷是有根據的。王利器舉昭公三年《左傳》為證，足以說明問題。別的還可以在文獻中找出若干證據。《昭明文選》卷二家教十三任彥升《出郡傳1對1教學舍哭范仆舞蹈教室射》詩首句云：“生平禮數絕。”禮數指的就是作為“國之干也”的禮。韓愈詩《桃源圖》有“禮數分歧樽俎異”之句，而“樽俎異”表現的就是“禮數分歧”。[4]《新唐書·裴耀卿傳》：“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5]禮數即為禮遇。這些文獻證據都可以說明，王利器關于“禮數”的說法是對的。
王利器為“何意”加注釋說：“何意，猶言孰料。《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御覽》九六〇引《幽明錄》：‘空中有罵者曰：虞晚汝何意伐我家居？’”（第33頁）這里說“何意”的意思是“孰料”，也是對的，把這兩個書證里的“何意”換作“孰料”，很是順暢。還有未錄出的書證，見于《北齊書·儼傳》，其實與顏之推《顏氏家訓·教子第二》說的“齊武成帝子瑯邪王”如此是統一個意思。
上文的意思是要說明：王利器撰《集解》，校勘精準，解說年夜都言之有據，年夜都可以信賴。所以《集解》被公認為解讀《家舞蹈場地訓》的權威之作。《家訓》配上《集解》，才幹個人空間在中華禮義之邦的傳統家風教導中發揮更好的感化。
三、《顏氏家訓集解》的缺憾
《集解》自出書問世以來，讀者從中獲1對1教學得良多方面的教益，可是也難免會產生一些疑問：王利器對顏之推和《家訓》的批評所有的都對嗎？譬如顏之推在《家訓·終制》臨末請求后人“朔看祥禫”之際不成“有加先妣”、“陷父不孝”之后，又向后人表現盼望說：“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七月半盂蘭盆，看于汝也。”王利器加注說：“不忍違眾而忘親之說，最足說明封建士年夜夫佞佛之心思，顏氏之以此看于後輩，正復爾爾。”（第541頁）
暫且不論顏之推假如信佛能否應該被批評。“七月半盂蘭盆”一句，其實依然與孝道有關。《佛經年夜辭典》云：“釋教于每年七月十五日（僧安居竟之日）以百種供物供三寶，請其威，獲救七世之怙恃……《盂蘭盆經》曰：是佛門生修孝順者，應念念中憶怙恃甚至七世怙恃，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憶所生怙恃，為作盂蘭盆施佛及僧，以報怙恃長養慈愛之恩。”[6]可見顏之推此言是為報怙恃長養慈愛之恩，是忠孝之念，應該可以諒解。
王利器在注釋中又說：宋來源根基注：“本無‘七月半盂蘭盆’六字，卻作‘乃忠孝信不辱其親所看于汝也’。案：《續家訓》及各本與一本合。”于是王利器引別的學者的說法，證明顏之推信佛，且無“七月半盂蘭盆”六字之一本為“后人”所改。但這畢竟只能算揣測之詞，說服力不強。《北齊書·文苑列傳》本傳并沒有說顏氏佞佛。所以假如不克不及從顏之推本身寫的詩文里找到關于他信佛的證據，只好判斷王利器對顏氏“佞佛”的批評缺乏以服人。可是在王利器看來，顏之推還有更嚴重的問題。《集解》對《家訓》有如下的一段批評：“他一方面頌揚‘不平二姓，夷、齊之節’，一方面又強調‘何事非之君，伊、箕之義也。自年齡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一方面宣稱‘生不成惜’，‘見危受命’，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難得’，‘有今生然后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因之，他雖‘播越他鄉’，還是‘靦冒人間，不敢墜掉’，‘一手之中，向背這般’，終于像他本身所說的那樣，‘三為亡國之人’。但是，他還在向他的後輩強聒：‘泯軀而濟國，正人不疚’……當其興酣落筆之時，面對本身之‘予平生而三化’，‘往來賓主如郵傳’者，吾不知其將自居多麼？”（第3-4頁）也就是說，王利器認為顏之推言不由衷，雖然有時向後輩宣揚“誠孝”（忠孝）之道，但實際上奉行的是活命哲學而不忠不孝，甚至可說是恬不知恥。王利器的見解當然是有根據的，其根據就在《家訓》和該書之外的顏之推的詩賦（特別是《觀我生賦》）。王利器從此中錄出了一些清楚地表現不忠不孝的句子，如“三為亡國之人”，“予平生而三化”。其意清楚是顏氏自承朝三暮四，無忠貞可言。
“三為亡國之人”與“予平生而三化”句意思雷同，都出自《北齊書·顏之推傳》全文著錄的《觀我生賦》。顏之推本身的注釋是這樣的：“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為亡國之人。”王利器據此作出判斷說，“此賦作于齊亡進周之時”，這當然是合適事實的。其實還可以推斷：假如《家訓·終制》要說著者“四為亡國之人”，“予平生而四化”，也是合適歷史事實的，因為后來周亡進隋了。
但是王利器的觀點其實是有待商議的。評判一個人對國家能否忠貞的標準，自古以來并不完整統一。文天祥面對元廷之刑，敢于成仁取義，那是對宋朝宋君的忠。他可以說“而今而后，庶幾無愧”，[7]可以高歌“留取赤忱照歷史”。[8]但并不料味著一切人都要像文天祥一樣為國捐軀才是盡忠。如顏之推，雖然“四為亡國之人”，“平生而四化”，但他應該是沒有亡國之責任的。小戴輯《禮記·曲禮下》：“國君逝世社稷。”[9]《年齡公羊傳》襄公六年：“國滅，君逝世之，正也。”[10]在傳統觀念中，交流在國家需求國君為國獻身的時候，假如國君敷衍塞責，那就叫做于國不忠，史書就可以批評此君不正。而顏之推既不是國君，也不是手握兵權的將共享空間領。從“侯景殺簡文而篡位”“孝元覆滅”“齊亡進周”到周亡進隋，顏之推在這樣的歷史大水之中是無力的。他雖然平生而四化，先后有四位與他同時的國君個人空間倒下，但他和萬千臣平易近一樣，并沒有必須為這四君殉葬的責任。僅僅是以判斷顏之推四為亡國之人而有不忠之罪，顯然有掉公平。
其實依孟子的觀點，顏之推不單無需為亡國之君盡忠，並且有來由視亡國之君為寇讎，假如國君視臣平易近如草芥的話。“寇讎何服之有！”[11]王利器批評、諷刺顏之推為人不忠，有過分之嫌。另據野史記載，顏氏后人（譬如顏清臣）恰是由于《家訓》的教導與陶冶，成績為特出史冊的年夜奸臣。[12]
顏之推之為人忠孝是值得確定的，《家訓》在中國傳統文獻的治家教子系列的位置也應予確定。當然不是說《家訓》其書一點問題也沒有，然就其年夜體而言，就其總的思惟傾向而言，《家訓》宣揚忠孝，勉勵隋唐以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盡力走正途，至多稱得上是一部好書。而王利器說：“此書仍不掉為祖國文明遺產中一部較為有效的歷史資料。”（第7頁）這樣說當然也沒什么問題，只是評價嫌低了點。此中對顏之推其人其書的批評，畢竟過分了點。
由于《家訓》“觸及范圍，比較廣泛”，要真正讀懂該書，已屬不易。要對此書做準確的解說和評價，力圖防止“顏氏所譏之‘妄下雌黃’”，實在有比較多的困難。但是王利器畢竟是一代有名國學年夜師，在社會科學諸領域（譬如哲學、史學、文字音韻訓詁之學）造詣頗深，是以在解說《家訓》的過程中，年夜部門時候顯得游刃有余。王利器著作甚豐，其著作表現出作者對中華平易近族傳統文明頗為高深的真知灼見。以《集解》而論，王利器的《序錄》留意到《家訓》“對于研討《南》《北》諸史”，“研討《漢書》”，“研討《經典釋文》”，“研討《文心雕龍》”，都“可供參考”；而指出此中“《音辭》一篇，尤為治音韻學者所當措意”（第7-11頁）：這就足以顯示王利器治學獨具只眼，可謂出手非凡。《集解》二十篇中還可以舉出良多例子來詮釋該書的嚴重價值。雖然如前文所言，《集解》亦有“有掉公平”和“缺乏以服人”之處，但這并不影響其總體上的優越。
如若再考核《集解》的成書時期：此書撰作于二十世紀八十年月之前（“1955年蒲月初稿”，“1978年3月5日重稿”），恐難免受當時左傾思惟路線以及批孔反右的影響。有鑒于此，《集解》對《家訓》的思惟內容方面的批評，即便有些過分，又是可以懂得的。不過，在學術史方面，《集解》也有值得商議的說法。上面舉一個例子。《家訓》第一篇《序致》有“雖讀《禮傳》”句，《集解》為《禮傳》作注解如下：“《禮傳》，所以別《禮經》而言，《禮經》早已掉傳，今之《禮記》與《年夜戴禮記》，即《禮傳》也。”（第22-23頁）這里說“《禮傳》，所以別舞蹈場地《禮經》而言”，說“今之《禮記》與《年夜戴禮記》，即《禮傳》也”，都對，可以證明王利器之于禮學是有功夫的，至多不是內行。可是他還說“《禮經》早已掉傳”，這是很有爭議的，甚至可以說是一年夜掉誤。
關于禮籍的最早的著錄見于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后學者所記也。”[13]1878-1956年活著的常州有名文獻學家顧實著作《漢書藝文志講疏》，講述“《禮古經》五十六卷”這一句說：“此《禮》古文經也。僅十七篇與今文經同，馀并亡逸。”又對《藝文志》“經七十篇”一句作解說云：“此《禮》今文經也。劉敞曰：‘此七十與后七十皆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劉說是也。”[14]北宋有名學者劉敞以為禮今文經就是《儀禮》十七篇，而顧實認可劉敞此說。關于《漢書·藝文志》所載禮書中經與記的關系，南宋朱熹說得最清楚。他說：“《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致燕射之類，莫不皆然。”[15]這樣看來，假如僅僅說《禮經》有掉傳而亡佚者，沒有什么問題；但假如按王利器所言，說“《禮經》早已掉傳”，似乎《禮經》早已完整不成得見因此今已不知其為何物了，顯然是不正確的。事實上，《禮經》不僅傳至后世，后人學者還多有惹人矚目標研討結果。上個世紀五十年月初往世的曹元弼師長教師撰有《禮經學》；[16]而曹元弼的門生沈文倬師長教師同樣結教學果斐然，被公認為“當今治《禮經》之第一人”。[17]
要之，中國傳統禮籍中經與傳記的關系，本來是明白的。譬如《漢志》中《周官經》與《周官傳》明為經傳關系。《周官經》就是傳存至今的《周禮》，只不過在漫長的流布過程中丟了《冬官》罷了。“《禮經》早已掉傳”這一論斷，反應持此說者若非一時掉言，則既不了解禮籍中《禮經》與《禮記》的關系，又不明白禮籍流布的歷史與現狀。
當聚會場地然，禮籍中《禮經》與《禮記》的關系，能夠也存在別的的說法。有學者說：“三國魏時期，《禮記》升格為經。”“《禮記》的升格為經，意味著它已經獲得與《儀禮》等量齊觀的資格，已經擺脫附庸的名分，蔚共享空間為年夜國。”[18]所以，出現《禮記》就等于出現《禮經》了。但無論采取哪種說法，說《禮經》久已掉傳都不當當。更何況《顏氏家訓》一書引“禮”多處，此中（如第六篇《風操》）清楚地說是征引《禮經》。既這般，天然不克不及說“《禮經》早已掉傳”。
綜上所述，《集解》確實存在一些缺憾。但即便從中再找到一兩處疏掉（生怕也不是最基礎找不出），也不克不及改變我們對此書的總的見解，就其整體而言，《集解》是一部優秀的著作。
四、《顏氏家訓》的疏掉
雖然前文對王利器批駁《家訓》的一些觀點提出了異議，不過顏之推的《家訓》也不是一點問題都沒有。所謂鴨蛋雖密也有縫，此中還是能發現一些問題。
譬如《家訓·序致》：“夫圣賢之書，教人誠孝。”前文提到，王利器已指出：“誠孝，即忠孝，隋人避文帝父楊忠諱改為‘誠’。”《家訓·養生》有“行誠孝而見賊”句，王利器注云：“誠孝即忠孝，之推避隋諱改。”（第334頁）應該說，王利器的說法是有事理的，古時避諱是很主要的禮制，顏之推在撰作時顯然也留意到并遵從了這一點共享會議室。但是《家訓》的避諱卻是不完整的。
譬如《家訓·勉學教學場地》有“猶能以學成忠”句，王利器引近代有名學者、經學家龔道耕注：“《家訓》忠字皆作誠，避隋諱，《序致》篇‘圣賢之書，教人誠孝’，是其證。此當作‘以學著誠’。”（第193頁）宋本此句作“猶能以學著忠誠”。顏之推在這里就沒有避諱，此中緣由雖不成考，但結合全書來看能夠是大意之故。《家訓·勉學》又有言：“眾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克不及行之，忠孝無聞，仁義缺乏……”（第161頁）此處的“忠孝”又沒有避諱。
又，據前文引過的《集解·終制》“及七月半盂蘭聚會場地盆”句注，宋來源根基注謂一本無“及”下六字，全句作“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看于汝也”。王利器謂“《續家訓》及各本與一本合”，又引清代學者趙曦明說“固宜有此言”。既這般，這里的“盡忠信”為何不避隋文帝父楊忠諱，也是讓人生疑的。
總之，假如不是版本之誤，那就只要一種解釋，著者未能堅持避諱的原則。究其緣由，若是偶爾忘記了當時“忠”字要避諱，則有粗枝大葉之掉；若是原來就還有考慮，則有違背禮制之嫌。顯然這里是顏之推一時忽視的能夠性更年夜。避諱本來是件麻煩事。“忠孝”恒言，每逢碰著要說“忠孝”的時候，立刻要避諱改說“誠孝”，偶爾出錯也是可以懂得的。假如還要從《家訓》一書中找差錯，大要多是這一類情況。所謂瑕不掩瑜，就年夜體而論，《家訓》與《集解》一樣，是一部相當優秀的著作。有志于學習或研討中國傳統文明的人，讀一讀《家訓》和《集解》，都能從中獲得借鑒或教益。
注釋：
[1]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書社1980年版。下引《顏氏家訓集解》簡稱《集解》，僅在註釋適當地位標注頁碼；《顏氏家訓》簡稱《家訓》。
講座場地[2]《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540頁。
[3]鄭注：“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見《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第1128頁。
[4]《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33頁。
[5]《新唐書》卷127，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454頁。
[6]丁福保：《釋教年夜辭典舞蹈教室》，文物出書社1984年版，第622頁。
[7]《宋史》卷418，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533-12540頁。
[8]《全宋詩》卷3舞蹈教室598，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8年版，第43025頁。
[9]《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第1259頁。
[10]《十三經注疏·年齡公羊傳注疏》，第2302頁。
[11]《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第2726頁。
[12]《唐書·顏真卿傳》。《顏氏家訓集解瑜伽場地》所附顏氏后人撰寫的多篇序跋亦可為證。
[13]《漢書·藝文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09頁。“[注]”是班固自注，本無“注”字。
[14]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上海古籍出書社1987年版，第42頁。
[15]《朱子語類》卷85《禮二·儀禮》，岳麓書社1997年版，第1971頁。
[16]曹元弼：《禮家教經學》，《儒躲》精華編73，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版。
[17]《儒學與中國傳統文明·沈文倬師長教師學術紀年》，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89頁。
[18]呂友仁：《五講》，《儒家講座場地文明研討》第3輯，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273-274頁。
責任編輯：姚遠